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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招 高收费 不分配 1978年，29岁的青年朱秉衡到中山大学报到。作为全面恢复高考后的首批考生之一，他将无数竞争对手“斩于马下”，是当时广东番禺县唯一考入中山大学的考生。到校报到后，朱秉衡回老家将喜讯告诉父母。父亲非常高兴，当晚就和儿子喝酒，大醉。在他们的老家梅州大埔县湖寨雁阳村，朱秉衡成了村里建国后第一个大学生。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家庭只要考出一名大学生，全家都会觉得无上光荣。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后，大学由高高在上的殿堂放下“身段”走向大众。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实现历史性跨越。1998年，当年大学生招生人数是108万，到了2006年，招生人数达540万，正好是1998年的5倍。 教育部部长周济说，现在大学毛入学率达到23%，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排世界第一。他评价道：“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高等教育人数必须有一个量的变化，从而引起质变。因此，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是一个重要跨越。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 恢复发展（1978年~上世纪80年代初） 恢复高考：老三届考生成为今日社会栋梁 1977年，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但全面恢复则是在1978年。作为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和升迁的主渠道，此后中国高考制度一直为全民关注，是每年规模最大的考试。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越是“老三届”的一员，1979年上了大学。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深刻的便是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虽然是教育战线上的大事，却影响了全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正是从恢复高考开始，中国社会的人才断层得以修复，许许多多优秀人才在此次考试中获得上升的资格。华南理工大学在1988年前还是华南工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里藏龙卧虎。无线电班里有3位学生陈伟荣、黄宏生和李东生，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诞生了这“华工三剑客”，华工无线电78级，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被外界评为中国的“超级班级”之一。和他们一样，还有数不清的普通考生因高考改变了出身和命运。 “恢复高考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如是说。高考从深层面恢复了中国的“元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地位。高校毕业生是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主力，老三届中的许多人已成各方面的领军人物。第二，恢复了社会各阶层之间通过大学流动的渠道，农民的孩子通过大学可以进城，工人的孩子通过大学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第三，恢复了公平地进行社会分工、社会流动的机制。 探索改革（上世纪80年代初~1992年） 高考改革：广东勇开路 招考方式走向多元化 在“公开、公平、公正”的考试精神下，高考从未停止过改革。从考试内容、科目到考试模式，都在不断革新。 1986年，高考标准化改革由广东省率先试验，进行英语、数学、物理试点。到1987年，扩大到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5个学科，英语科则扩大到全国17个省(区)。经过由点到面的改革实践，1990年，标准化考试首次在全国全面推行。1978年后，全国高考均为文理分科。1987年，上海试行“3+1”改革。1991年，“3+2”模式进行试点。 高考的改革一直延伸至今。1999年，广东率先开始实施“3+X”高考科目设置。2002年，这一改革在全国范围推行。这项改革和后来的高考分省命题改革，都使高考由统一考试走向多元化。 考试时间上，“高考提前”的决策将“黑色七月”提前到6月，自2003年起实行。对于很多南方考生来说，少了烈日的煎熬，却常常要经受暴雨的考验。 在统一化考试过于标准和僵硬的质问声中，高考制度开始小心翼翼地实行分省单独命题，广东也为其中之一。同时，对于个性化考生的选拔在小范围内试行，2001年，江苏省3所高校率先实行“自主招生”试点。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广东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院校为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 高考制度的演变和改革浪潮中，广东始终站在最前沿，不少全国性的改革先从广东试点。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说，广东的高考改革有这样的特征：从全国“大一统”到逐步依法行使自主权，招考方式逐渐多样化。在报名资格和体检标准上从严到宽，折射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高校改革：四大“急先锋”大刀阔斧引领浪潮 上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风起云涌。政府包办教育的“一包二统”局面广受诟病，改革落点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上。体制改革涉及办学体制、管理机制、教学体制、投资模式等各层次。全国上下四大改革“急先锋”横空出世：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世初、华中科技大学的朱九思、深圳大学的罗征启。 上海交大最为人称道的是废除“教授终身制”的人事制度改革，爆炸效应迅速波及全国。另一个改革“经典”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 1985年起罗征启任深圳大学校长不过五年，一位深大老教授在多年后忆及这位老校长时却称其为“深圳大学的灵魂”。罗征启的“放牧式”教育，直到今天都难找到“复制品”：没有政治课，只有哲学课、逻辑课；没有全校广播系统，没有关灯制度，也没有铁门和门卫老太太；学校里打扫卫生的都是本校的勤工俭学大学生；必修课只占全部课程的一半，学生可以自由选课。 武汉大学更是独辟蹊径，大刀阔斧地改革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弄潮儿：首创了导师制、学分制、插班生制、转学制……校长刘道玉被大学生们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 回忆当年，刘道玉说改革过程就是对“禁区”的屡屡冒犯。“例如我们取消了政治辅导员，以导师制代替。当时政治辅导员在学校里是不稳定的队伍，吃年轻饭，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但在政治挂帅的中国，谁敢轻易摘掉政治辅导员的帽子？但我们敢！还有实行插班生制度，我们大胆地实施了，为升学拓宽了渠道。这个制度允许社会自学成才青年、自考青年，造就了许多优秀人才。” 高等教育大事记 1978年 高考全面恢复，当年报考人数610万，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 1981年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在北京试点，以后逐年在全国展开。 1983年 教育部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5年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确定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1985年 普通高校试行“双轨”招生。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由“统包”的招生制度改成不收费的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7年 中国政府正式确认“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6年 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 1998年 江泽民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北大、清华等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 1999年 高校扩招，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了22万人。高等教育的受众面大大扩展。 2002年 国家决定设立国家奖学金，每年将有4.5万名学生从中受益。 2003年 全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7%，意味着中国开始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2003年 22所高等学校获得了在高考招生中自主选择录取的试点资格。“自生招生”的人数控制在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获得通过，9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对争论多年的能否营利、投资人回报、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都给予了明确界定。 2004年 经过北京、上海两市的单独命题试点后，这一年新增了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9省市实施高考单独命题。 （本版撰文/记者卢文洁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规模扩张（1993年~新世纪初） 高校扩招:短短数年实现精英化向大众化跨越 1989年~1992年间，教育改革处于停滞期。此后，高等教育更多在投入和规模扩张上增长。这一增长是迅速而惊人的。从1999年起的短短几年间，中国高等教育跨过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这道坎。 以前，人们爱用“千军万马杀过独木桥”来形容高考，但这一切从1999年开始变化。这一年，普通高校招生总数达153万人，比上年增加45万人，增幅达42%。 扩招！扩招！以后的几年里，扩招步伐一直未停。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大学扩招了本专科生1000万人。到2006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540万人，是1998年108万的5倍；高等学校在读人数2500万人，毛入学率为22%。“高校扩招，像恢复高考一样，成为振奋全民族教育精神的重大事件。”著名学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2000年，扩招后的第二年，不少高校新生入校时发现学校“人满为患”，甚至男女生要在一栋楼“同居”。许多新学校冒了出来，原有高校急需扩容开辟新校区，大学城的建设提上许多省份的议程。扩招所需资金单靠国家投入远远不足，一半以上靠银行贷款。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越认为，扩招宏观上是成功的。第一，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较高素质劳动者。第二，拉动经济。第三，社会承受了扩招的压力，没有出现大动乱。 根据教育部最近的文件，到2010年大学毛入学率将达到25%左右。教育部部长周济将教育大众化视为高教发展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他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式发展，已经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 高校合并:向世界一流大学吹响冲锋号 同一时间越吹越劲的是高校合并风。 最先冒出头来的是“新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后，新浙大的名气一下子在全国凸显。全校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6名，正副教授3000多名，风头一时无两。2003年来到原中山医科大学报到的研究生李树彬，发现自己已成了中山大学学生。在2001年原中山医科大学并入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将之称为“强强联合”。过去以专门院校为主体的办学模式被打破，朝着理工结合、文理渗透、日益综合化和多样化转变。 上世纪90年代末，“211工程”、“985工程”相继启动。1998年初，教育部制定《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拨专款予以保证。确定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大学，近三年内各给予18亿元的高额投资，以期建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围绕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高校之间开展了新一轮的竞争。 收费变革:大学生不再享受“免费教育” 高校收费从全免费到全自费，走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恢复高考后，大学生由国家“供养”，无须自己花一分钱。到1985年，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可以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并存的“双轨制”。1988年到1994年之间，处于象征性每年收取200元的低收费时段。从1994年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高校扩招后的几年，大学学费更是水涨船高。如今，高校普通专业学费每年约5000~6000元，而艺术专业一般要过万元。 几年之间，老百姓感觉大学收费一年“沉重”过一年，渐渐吃不消了。有人核算过，按平均收入水平，供出一名大学生要花掉一个农民十几年的纯收入。教育部高级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直言不讳——中国高校的收费确实有点偏高。 高收费催生的是高校庞大的贫困生阶层。扩招后，针对贫困生的保障机制一下子没跟上，走的是商业银行贷款模式，覆盖面极小。可喜的是，近两年国家对贫困生之症下了“重药”，2006年实行大规模的国家奖助学制度，加上各类社会奖助学金的积极参与，高校贫困生困境大大改善。 分配改革:打破统招统分学生走向人才市场 80年代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包分配。当时，高校沿袭“文革”前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体制，即“统招统分”。这一制度割裂了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招生计划常滞后于人才需求。 如此“大包大揽”的就业分配制度，到 1994年出现松动。当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进行“并轨制”试点，逐步建立“学生上学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毕业生多数人自主择业”的机制。1997年，高校招生全面实现并轨。2000年 “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机制全面出台，也意味着包分配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国家不包分配，实行“双向选择”，大学生要凭自己的真功夫到人才市场上竞逐岗位。 然而扩招后，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窘况开始出现，有人甚至怀念起包分配的时光。 对此，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表示不能苟同，他说：“我读书时虽然包分配，但是那些岗位放到现在很多大学生未必想去。那时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下面很基层的一个工厂里去，一待就是十年，我相信按现在大学生的就业标准是不愿意去的。一方面学生说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岗位没人去。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就业难，而是学生们要求不同了、标准不同了。” 争议中前行 （2004年以来） “高考存废”引发争议 急速发展几年后，中国高等教育不得不放慢脚步，进入冷静思索期。2004年以来，各种对高教问题的思考引发观念大碰撞。首当其冲成为争议焦点的是高考制度。 “废止高考”的呼声在2006年、2007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达至最高峰。当绝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高考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时，高考的弊端清晰可见：高考成为教育的指挥棒，使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都变为应试教育。“一考定终身”，高考成了学生自由发展和个性创造的紧箍咒。 但是这一轮痛斥高考的喧嚣过后，人们发现新一年的高考又如期而至，还没有一种考核体系可取代高考。正如教育部负责人所言，高考只能改革，不能革命。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说，下一步高考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统考中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如根据高等学校的不同类型分别举行统考；个别学校统考之后，根据分数还可以加试、加实验等；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可以不参加统考，实行保送等等。 都是扩招惹的祸？ 围绕着扩招的争论，和高考存废之争一样热烈而持久。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暗示或明示，高校扩招可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上的“大跃进”。它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学生的量上去了，但质在下降；有些大学盲目扩招，师资和教学设备都严重短缺；高校扩招引发了金融问题，有报道说，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超过2000亿元；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就业向低层次发展…… 全国性扩招来势汹汹之时，被视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和清华保持着相对审慎的姿势。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宗俊峰对记者说，近年清华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坚持精英人才教育道路。他提到，世界有名的大学因招生规模扩大不堪重负，最后沦为大家都认为不怎么样的大学的例子在欧美也不少见。 扩招的维护派则指出，以上问题是中国教育改革中必然出现的“阵痛”，不能将板子都拍到扩招的头上。扩招从长远上有利国家发展，但目前要想办法解决扩招过程中伴随的弊端。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认为，扩招与教育质量下降并没有必然联系。“例如从5万人扩大到10万人，这些学生最前面的10％一定是进入了最好的大学，生源质量没有下降。而最后的10％在扩招前根本进不了大学的门，现在却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扩招对于国家而言，使得国民教育水平得到了全面提升。” 在争议中，教育主管部门提升大学教学质量的决心非常鲜明。本科教学评估便是出于这样的初衷，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新的巨大的争议。 中国高等教育往何处去？争议在继续，改革也在继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