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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远方的友人寄来一本《中国通史》（春秋·战国卷），整日思索春秋战国史的我自然很是喜爱。虽是略略读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就已经感觉到这一套通史在编纂思想上有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与以前所读的春秋战国史相比较，历史典籍中厚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许多，历史元素中那些流动着的“自在规律性”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这确实是一种可喜的变化，也许这种变化也代表着一种流行的趋势。原来，中国历史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中国历史也可以与世界史相对照，也可以不按固定的“程式”去解读。 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但我却渴望读到好的历史读本。以往的那些历史书，往往只是为了说明某些固化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观念，所陈述的历史事实仿佛只是为了表达那些思想观念而已。如何让历史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真正主角，这是当下的我们必须予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如何解读中国史的文章，去年我已写过一篇《历史是什么？》的文章，受到了一些博友的好评，这一篇可算得上是姊妹篇吧。 崇尚历史意识的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源，但当下的中国人却未必有几本中国历史书值得去看，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同时也体现出历史学研究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 这实在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哀。 当下的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 当下的历史学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当下的我们如何才能克服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构建全球史观下的中国历史学 同样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表述。每一个人的历史观都是不尽相同的；每个集团、阶层、阶级、民族的历史观都是不同的。如果将历史观的不同性放置到从个体、家庭/家族、集团、阶层、阶级、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这样的逐步扩大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就会发现历史原来有着形形色色的不同。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思想流派，如儒、墨、道、法等，各自拥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往往对历史事件由于“看法”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论。 尤其是近现代的中国，时代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时代的不同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历史学研究的结论往往不得不从属于研究者所属的利益主体。通俗地说，就是每个历史学家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替谁说话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基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历史研究方式，理解为历史学研究中的党派性。 历史学研究中的党派性决定了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式的历史结论。 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社会形态下，由于皇权专制主义的高度集权，这样的问题是无法提出的，历史上的中国史学家不得不按照皇权专制主义的意志构建他们的历史观，并且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人在强权政治面前失去了应有的思考能力。二千年来的中国史学，不过是皇权专制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历史学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历史学，但却很难存在不同的历史观。历史学研究主体的不自觉性，更使每一个人历史学家自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属于真正的历史范畴。 二千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历史观仿佛使所有的中国人深陷于井底之下，每个人都如井底之蛙那样认识历史、解读历史。 回到科学理性的历史观本身，就是把所有历史主体的活动理解为人的活动，理解为人类的文化活动。就是要从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的角度，从人类学的大系中寻找人类不同时期历史活动的人类性---从历史发生主体的个体性中寻找其发生过程中的群体性与社会性，从历史发生主体的群体性与社会性活动中寻找其发生过程中的个体性。 当我们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站全球性的广度上，就会发现，很多争论原来是不必要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都具有相同的一面。 所谓的全球史观，就是在中国史的研究过程中挖掘民族史的人类性，国家史的全球性。陈述历史，解读人类文明史的过程就是发掘民族史的人类性、国家史的全球性的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中国史，无论是正史、野史，无论是家族史、民族史；无论是地方史、国家史，我们就会得到相对科学、理性的历史观点，就能从世界历史上找到中国历史应有的位置；就能从中国历史中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 关于人，所有的大思想家所表述的都是同一个思想。所有的历史学家，所研究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同一部历史。人们所解读的不过是人类分布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而已。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大同”。 一切回到历史元素本身 人摆脱不了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党派性”，以“党派性”的历史观点有选择性地解读历史，必然导致历史精神的异化。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历史研究主体的党派性利益充斥其中，在历史学研究中便始终存在着不可抗拒的狭隘性。 “胜者为王败者寇”。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中国史学存在着刻意美化圣王历史功绩的倾向。每个朝代的史官都会按照皇权专制主义意志记载历史，于是就有了正史之“正”，同时也有了野史之“野”。这样，“圣王”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主体，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极少数权贵的历史活动，而金字塔的塔身——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活动却难觅其踪。历史上的信息不对称传播，很自然地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野史林立”。 党派性的历史学家是不可信的。一代一代的中国史学家选择性地解读历史，一代一代的历史学家又不得不甄别历史上的真实与虚假，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考据之艰。一代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皓首穷经，毕生从事于历史的考据工作，而真正的历史精神却被遗忘了。这样，因为历史上的中国史学家有选择性地甚至是恶意解读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家不得不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如何解读中国史？ 历史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意志的驱使下不断发生流变的过程，是世世代代活的历史元素不断“风起云涌”的过程。当下的我们，需要以科学理性的历史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回到科学理性的历史观本身，尽可能地摒弃历史学研究中的党派性，发掘历史上曾经鲜活的生命及其活的灵魂，还原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下的我们必须回到历史本身，回到历史元素本身，回到历史元素的发生关系本身。让历史元素真正成为历史的主角，让正史与野史合而为一，人们可以不再为了一些所谓的党派性利益而有目的地解读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原本是一片尚未开辟的处女地。 一切都是新的。 树立尊重历史的史学态度 历史上有很多中国史学家，为了历史的真实性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见诸史书记载的最早的文字狱，就是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这一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 “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一段的意思是，太史记载说：“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崔武子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因而死了两个人。太史还有一个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就没杀了。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拿着照样写好了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从这段珍贵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分明看出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学家对于历史的那种执着精神，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真实性是高于生命价值的，历史学家的职责和价值就体现历史的真实性之中，强权的淫威并不能使他们屈服。然而，这种尊重历史的执着精神到了皇权“大一统”时代，就很难继续存在下去了。更多的史学家只能甘做井底之蛙，不再思考历史中丰富多彩的一面，因而中国人只能拥有一种或少数几种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典籍，历史学仿佛只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而已。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能按照党派性的观点去打扮它。 历史是活的，它仿佛有着鲜艳的颜色，丰满的形象，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应该有其真切自然的发生过程。 如何让历史真正地“活”起来呢？ 这将最终取决于当下的中国人能否真正地拥有一种超越党派性意识的历史精神。只有当我们拥有自由而又宽容的表达方式，完全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并且从全球史观与人类史观的角度认识、解读中国历史，我们才能真正走到历史的深处，把握历史的脉络，让中国历史为世界人民所重视。 也许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于那个可能的历史真相，这就如同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事物一样。关于历史真相的追问似乎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能否拥有崇高的历史精神，却是永远重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