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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学精神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关键的缘由就在于每个时代都有“弘道者”。100年前,也就是1909年,又有一批这样的“弘道者”于各自的人生入口来到了人间世。他们中有张岱年、虞愚、逯钦立……他们同一年诞生,并且共同选择了国学研究作自己一生的事业。今天,我们以特写的方式,表达对老一辈国学家的崇敬之情,并为他们的百年诞辰,献上我们的纪念。 哲学家张岱年声名卓著、海内人望,但其形貌却让前来拜访的肖像摄影师魏德运感觉很有些“另类”。魏德运眼前的张岱年,坐在轮椅里,手捏着书本,抬起头,眼光茫然,“像一个耕种的老农坐在田坎上,望着自己即将收获的庄稼”。魏德运强烈感到,眼前的这位老人身上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东西。今年,适逢张岱年先生百年诞辰,也是先生辞世五周年,人们追念先生的理由可谓多矣,但先生田坎老农般的温厚质朴更是很多追怀者深刻而永存的印象。 温厚质朴的本性流露于道德文章。先生行不慕虚浮繁华,文力戒扬高凿深。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对其行状进行过月旦品评:“张(岱年)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此其大略也。”既同为硕学又结为姻娅,冯友兰对堂妹丈张岱年为人为学的评价应为切当。 修辞立其诚,要在有深湛之思。在张岱年看来,研究理论思维的历史,必须具有能够从事理论思维的能力。因为哲学史是研究古往今来哲学家关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学说,要了解历史上这些思想学说的真正涵义,就必须对这些思想进行“再思”或“反思”。其次,古代哲学距离我们很远,仅仅具备一般的古代汉语知识,不一定能了解哲学命题的本义,必须反复阅读,仔细考索,才能了解其中的真义。 曾受教于张岱年先生,如今已是北大名教授的陈来回忆,先生那时常常强调,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研究哲学史必须牢记的名言。即使晚年体衰,先生仍“常卧床而思,辄有所得,即跃起记于纸上,复再思之,其勤于思索如此”。陈来相信,“张先生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正在于他终身力行了这一铭语。” 精研覃思,溯流徂源,惟精惟一。继胡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滥觞之后,张岱年又将中国哲学史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他以西方哲学眼光爬剔我国浩瀚原典,并创造性地以哲学固有体系、问题、范畴为纲对其进行阐释,那些易被忽视的我国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精粹也在他的抉发下获得重光。这种以“中国哲学自身”为思考原点、以西方哲学语汇为研究框架的中国思想史治学路数流泽深远,即使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理念和范式潮涌的当下,依然具有理论价值和标本意义。 不宁唯是。正像抗战时期以《贞元六书》经世致用的冯友兰,张岱年也将奔涌的情感和冷峻的哲思由书斋转向世象,以开阔的学术眼光和坚定的学术自信倾力于中华民族文化再生,完成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淬炼和升华。“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作一种创造的综合。”“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煌煌“综合创新论”的提出,正是先生积年哲思与关切时代的结晶。 直道而行,必有所持守。张岱年一生执著理想、正道直行、立不易方,一代生于忧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在他身上体现得深切著明。 对学者来说,术业专精殊为不易,而技进于道则更为难得。毫无疑问,张岱年的学问背后有他这个“人”,及其清醒的生命哲学作支撑,他当然地属于后者。张岱年常对弟子耳提面命,“学问不是用来哗众取宠的装饰品,也不是用来谋求个人私利的敲门砖,自古以来凡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有所创造的人,都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作为动力,为解决人生的疑难,探索自然的奥秘,挽救社会的危机而百折不挠地致力学术研究。”这看起来更像是夫子自道,从中可寻绎出先生素为学界仰重的又一关键。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岱年便积极宣传辩证唯物论,不断探寻真理,追求进步。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张岱年以强烈的责任感苦寻“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以此作为救国的精神武器。1937年抗战爆发,张岱年一度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便蜇居读书,坚决不食周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又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开授“辩证唯物论”“马列主义基础”和“新哲学概论”等课程,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分析研究中。“研究学问首先要有追求真理的热忱,有对祖国深切诚挚的感情。”这一信念,先生终生恪守。 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回忆,张岱年先生曾将哲学家归为三种类型:一是散文型;二是诗歌型;三是戏剧型。散文型,平实而崇高;诗歌型,跳跃而浪漫;戏剧型,一生中有许多戏剧性的经历。孔子是散文型,老子是诗歌型,墨子是戏剧型。张岱年将自己归为散文型—— 他的人生确也似孔子:虽外貌恂恂似不能言,却才华卓荦、学问淹博,以开创之功为学人宗仰。在北师大负笈求学间,即以多篇哲学论文引起熊十力、金岳霖等著名学者注意,27岁便以《中国哲学大纲》完成学术奠基,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鼎足而三,改革开放后,又历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和研究厥功甚伟;一生沉浮无定,却于进退出处中始终坚持守正不挠、心有所主。1957年之后的二十年间虽屡因“运动”遭被困厄,栖惶如丧家之犬,但始终秉持人生信仰、道德理想和学术真理,孜孜矻矻,不懈追求,穷其一生…… 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又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观先生其言其行,斯可信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