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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曲礼》的作者指出： "夫礼者，所以定新？、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新；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仲尼燕居》的作者也强调说： "礼之所同，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而《礼运》的作者则更为严肃地指出说：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 这最后一句话可能有危言耸听之嫌，然又确实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思想家曾极为深刻地指出过：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6）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经济、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之所在。要消除人们的民族主体意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他知道自己的历史。所以，历史是不可忘的，是不可讲的。同样，在一个国家民族的礼制中也凝聚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一旦丢？之或割断之轻则也会造成社会伦理规范的失节，重则亦有可能招致"坏国、丧家、亡人"的结局。 "乐者，天地之知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又，结合儒家的中庸理论，《乐记》作者还十分注意礼乐制度的适度性。如说：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由此，它又认为，适度的礼乐制度一定是简明易行的，而不应是繁琐的，所以说：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礼和乐是内外相配合的，即所谓：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关于这一点，在《文王世子》篇中更进一步作了充分的说明，其文曰：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悻（和顺），恭敬而温文。" 荀子和《礼记》中有关礼乐的论述，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礼乐制度和礼乐教育的根本理论基础，它的影响十分深远，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讲，谭嗣同说的"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17），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 如上所述，传统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教育，都是围绕着伦理道德问题展开的。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礼乐的中心内容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五伦"观念，即所谓：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8）可以这样说，五伦观念是支配我国人们道德生活中最有力的传统观念之一。就理论上说，五伦关系应当是关系双方的交互义务，这在原始儒学中，多少还可见到这种交互义务的五伦观念。如，孔子就说过：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9）。 对于不仁不义之君，孟子、荀子都认为即使诛杀之也是无可非议的（20）。荀子则更从理论上提出调了"从道不从君"（21）的原则，并认为如周之灭殷是"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22）。 《礼记．礼运》篇中则更明确地把"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3），即关系双方的交互义务，称为"人义"。至于朋友有信，则不言而喻必需是相互间的讲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