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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些吊诡。近年来笔者不断听闻，一些地方又陆续出现了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私塾，影响最大的如2006年媒体报道的上海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后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在一些农村，村人请年逾70的老先生教授学生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及古代诗文等，并教授书写春联、祭文等农村实用技能，俗称“读老书”。有学者认为，现代私塾的出现暴露出义务教育课程内容满足不了多元社会的需要，主张给其留下生存空间。而就在去年年底，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审议，规定家长不得让适龄儿童入私塾而放弃义务教育。 壬戌学制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师范教育。新学制草案里规定了6种分不同修业年限与学校级别的师范教育，从不同年期的师范讲习所到4年的高等师范等，即以师资培养之“弹性”对应学制之“弹性”。写到这里，笔者想起2000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撤并地方中等师范学校（简称“中师”）的政策，其初衷是“与国际接轨”，以使小学教师达到大专学历。而中师教育本是中国教育的传统，壬戌学制中便有招收初中毕业生的三年制师范学校，即相当于现在的“中师”。笔者上世纪70年代末曾就读于浙江省一所“中师”，毕业若干年后又回到母校任教。中师教育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基本功，三笔字（毛笔、硬笔、粉笔）、普通话要严格考核，体育、舞蹈、音乐、绘画、教育学、儿童心理学，样样都有所涉及。因此，中师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小学后，很快成为中坚力量，深受农村学校校长欢迎。笔者当年教过的一些学生大都已成为农村中小学的教学骨干或校长和教学管理人员。据调查，自2000年大批中师被停办以后，造成一些省份农村小学师资短缺。近年来，一些民间机构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支教。但大学生志愿者多在城市长大，不了解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本身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少人下去后很难适应。 胡适当年这样解释“壬戌学制”的弹性特点:“中国这样广大的区域，这样种种不同的地方情形，这样种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只有五花八门的学制是适用的。”他还说:“但这个‘五花八门’正是补救现在形式上统一制的相当药剂。” 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 追寻1922年壬戌学制的提出、起草以及整个议决过程时，会发现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新学制是由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提出草案、最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 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又称全国教育联合会）是一个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即今天所谓的“NGO”，1915年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1925年解散。其间一共召开11次会议，历次会议都对教育界重大问题提出大量议案，表达教育界的主张。 1919年10月，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新的学制系统。1920年第六届年会，又有安徽、奉天、云南、福建诸省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提案。年会要求各省教育会成立学制系统研究会，“以研究结果制成议案，分送各省区教育联合会，及第七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事务所（笔者注:即筹备处）”。 1921年10月，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以讨论学制改革为中心议题，其中有广东等11个省区的代表提出了11件学制改革议案。经会议讨论，议决以广东省提案为大会讨论蓝本，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草案。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以广东提案为蓝本的缘由。按1920年第六届年会议决，广东省教育会为此组成了一个阵营庞大的学制系统研究会，由下列人员组成: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及评议员共30人、小学校以上各校长18人、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曾研究教育者9人、教育行政人员14人，共计71人。并从中选出40人，按照学制对应学段，“计分初等教育部十人、中等教育部十人、师范教育部十人、高等专门大学部十人”，共4个小组，同时参酌各国学制分部研究。最后将研究结果制成草案，提交省学制大会讨论通过。对此1922年《新教育》杂志第4卷第2期《广东省提出学制系统之经过及其成立》一文有详细介绍。其程序之民主、组织之合理、研究之详备、态度之审慎、效果之切实，令笔者折服，足以资今人写作“调研报告”的范本。故此，广东草案被作为讨论蓝本。 继第七届广州年会后，各地教育界纷纷开会讨论新学制，许多教育杂志还专辟了学制改革研究专号，一时形成举国上下讨论新学制的热潮。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于1922年9月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邀请教育专家和各省行政负责人对“新学制草案”进行审订、修改。 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一样，新学制的诞生一度也有流产的危险。1922年10月11日，即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济南会议开始的当天下午，教育部特派员陈容及胡家凤带来了教育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及教育总长提交学制会议的原案各100份，在开会之前非正式地分给各省代表。由于教育部在提交的原案前面加了一段引子，内中故意回避了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引起了许多与会代表的“恶感”。并且，教育部特派员还在代表教育总长发言时打官腔，希望会议只“悉心讨论”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不要讨论广州会议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这下惹恼了部分代表。于是在第二天的会上发生了这样一幕—— 浙江代表许倬云（笔者注:非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之许倬云）上台演说:“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看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哪里有什么革新的意味？全是保留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会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和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给大家听听……”于是他在台上痛骂了汤马两人一顿。田中玉（笔者注:当时的山东督军）和两位部派员坐在台上静听。 这是胡适在1922年《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之经过》一文中的记载。当时会上空气一时为之紧张。北京代表胡适一看情势不妙，即出面调停。他向联合会代表陈以利弊，指出教育部和联合会都可以打官腔，“装作不知道有学制会议一回事”，“但这样彼此打官话，终不成事体。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把学制问题做一个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意见得到了教育部特派员及大部分联合会代表的赞同。会议遂推定由胡适和北京代表姚金绅执笔起草，两位部特派员从旁商酌，从下午5点一直至次日凌晨1时，始起草完毕。胡适又于次日誊清，每条下面皆注明所根据的原案，称为“审查底案”，提交审查会讨论，后获通过。 壬戌学制的顺利通过，与胡适当时在教育界的影响和地位分不开，也与他审时度势、折冲樽俎的才干分不开。事实上，“审查底案”最后通过时基本保存了广州草案的原貌，而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内容在其后一轮轮的会议讨论修改过程中，被不露痕迹地去掉了，代表民间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力量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由此可见，壬戌新学制的制定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其中，民间知识分子教育群体扮演了改革的主角。他们以全国教育联合会为舞台，凝聚成一个强力集团，上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历史剧，而他们的能量也在此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胡适、陶行知、黄炎培、蒋梦麟等直接参与并主导了这次新学制的制定之外，蔡元培、陈独秀等也间接地参与其中，并均在当时作为学制改革喉舌的《新教育》杂志上撰文发表意见。 但这场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十分清醒，他说:“新学制新的应该是精神，而不是形式。” 同为安徽人的胡适和陶行知当年均31岁（1891年生人），令笔者诧异的是，在平常所见的胡、陶二人几种不同版本传记中，竟均无一字提及他们与壬戌学制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