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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在教育界，一个话题引起广泛关注，即教育部正在紧锣密鼓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该纲要将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出发，对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据悉，教育部确定对10个重大专题、36个子课题进行深入调研，预计投入调研经费2300万元，目前已组织全国500多位专家分头开始调研工作。在温家宝总理的指示下，《规划纲要》领导小组于今年1月7日向社会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笔者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改革，闻听此讯自然为之振奋，及至看了这10个重大专题和36个子课题之后，又不免心生杞人之忧。笔者以为，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教育传统的国家，如何在面向未来的变革中不丢失自己的传统，是今天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由此，当下很有必要回望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1922年壬戌学制诞生的过程。 “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 在壬戌学制之前，中国已颁布过臆次壬戌学制:1902年壬寅学制、1903年癸卯学制、1912年壬子学制、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由于此学制系统由清末递嬗而来，而清末学制几乎完全抄自日本，当时已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故1922年的壬戌学制便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学制以7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 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 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 3、谋个性之发展； 4、注意国民经济力； 5、注意生活教育； 6、使教育易于普及； 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看得出来，这7项标准十分重视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兼顾人的个性发展。不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疫条“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壬戌学制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普通教育阶段模仿美国“六、三、三”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按照中国国情，小学又分两段:初小4年、高小2年。对于这一点，陶行知是这样解释的:“新制六年小学，在乡僻之处，虽不易办到，然四年国民小学，或优为之。”其所言“四年国民小学”即“初小”。 新学制与1913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比较，原先初等教育7年（国民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变成6年，原先的中学4年增加到6年。并且，高中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又称综合中学，即将职业教育纳入普通教育，同时又说明“但得酌量地方情形，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笔者近年做北京汇文中学民国校史研究时发现，汇文为教会学校中的名校，当时除了文理两科之外，居然还有商科（已故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便是1932届汇文商科肄业生）和教育科，个中缘由及至看到壬戌学制后才明白。 新学制的指导者和起草者胡适在1922年《对于新学制的感想》一文中说:“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它的弹性。”他还现身说法—— 这个弹性制是很需要的。现在死板板的小学对于天才儿童实在不公道，对于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儿童也不公道。我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学堂的时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级。后来在澄衷学校，一年之后，也升了两级。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换了四个学校，都不等到毕业就跑了。那里学制还没有正式实行，故学校里的升级与转学都极自由，都是弹性制的。现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转学的损失，也不曾受编级的压抑。 陶行知则从乡村教育的角度来说明“弹性”之重要，他在1921年发表的《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一文中说—— 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这种城乡不平均的现象，各国都不能免，但是我国的乡村，未免也太吃亏了。恐怕也非城市人的福哩；至于教材方面，乡村和城市也大不同。例如电灯、东洋车之类等，在城市是常见的，但在乡村的学校里要教起这许多教材来，就很困难了。还有放假一层，乡村和城市也不同。什么蚕假、稻假咧，那里能够把部定章程来束缚他！ 时光过去80余年。笔者最近看到一篇《志愿者支教笔记》，作者为《凤凰周刊》记者张婷。文中说到—— ……拿着三年级的教材（西南师大版），我常常犯愁:太多内容超出孩子们的理解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们与外界对接。比如，数学课本中讲面积问题时，常有计算一面墙壁，或者一块地板需要铺多少块瓷砖，用哪种瓷砖划算的问题。看着四处透风的木头墙和泥土墙，学生很难明白瓷砖是做什么用的东西。再如遇到给一个游泳池填写正确长度单位的题目，基本也是靠猜，他们都是在河里游泳洗澡，哪里想象得出一个游泳池该有多大。……此类例子举不胜举，语文、科学课本中也很常见。 这一章的标题为《山里娃念城里娃的书》。 壬戌新学制的弹性还表现在对私塾的保留上。据当时统计，1922年南京城有私塾560多所，广州有1000多所，全国加起来约10000多所。学制并没有借助行政力量一刀切地规定各地私塾一律停办，全部改为新学制小学。 对此，陶行知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一文中有明确主张:“我们的旧学制，多半应当改革；但因国中特别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处。……所以，当我们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还说“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去和取，只问适和不适，不问新与旧。” 在笔者所知道的一些年逾八旬的文化老人中，许多人都上过二三十年代的私塾。如任继愈先生、庞朴先生、冯英子先生，还有已故的施蛰存先生、程千帆先生和敏泽先生。任继愈先生和庞朴先生都是五六岁左右先入私塾开蒙，即用两三年时间，跟着私塾先生读《三》、《百》、《千》、《四书》、《千家诗》和《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经典，然后再上新式小学。程千帆先生则用4年时间在私塾完成了整个小学阶段教育后直接升入中学。施蛰存先生是周一至周五在新制小学上课，周末去私塾跟塾师学古文。敏泽先生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私塾教育与我》，对私塾教育的利弊作了非常中肯的评价。可见，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私塾和现代新学制小学处于新旧并存的互补局面，较好地满足了城乡各种社会人群对教育的需要，直至1949年后被逐步取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