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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人说儒 章太炎曾著《国故论衡》，内中有《原儒》一篇，依据墨子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三作法，提出"儒有三科"之说，即"儒"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他说：达名为儒：儒者，术上也（《说文》）。章氏论证说，秦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可见儒即术士。又说"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他引述庄子等书，认为可以证明"灵星舞子吁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调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该只矣"。虽然章氏认为在最广义上（达名）"儒"指一切有术之士，但他的论证则特别把达名之儒理解为知晓天文气候、作法求雨的术士，这种术士实即祝史、史巫，因此，在这种理解中，术士的"术"即广义的法术，而这种达名之儒实际上是法术之士。他又说：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会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达名之儒包括一切有术有能之士，是一个最广义的名称。类名之儒比达名所指范围为小，是指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教授人民的入，这是把术士的"术"限制在六艺的一种理解c他又说：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藕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私名所指的范围更小，私名之儒，其学不及六艺，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这就是《周礼》中所述的"师氏。" 归结起来，章氏三名说．可以说皆由许氏’"术士之称"一语出发，而区分为广狭三种意义。章氏还有《诸子学略说》文，谓"古之学者，多出王官"，说明他受刘歆的影响很大。他的看法多未出传统国学的范围，其新见特识，惟在以古儒为史巫类术士。 章氏以国学大师立言，学者受其影响颇大。二十年代末，傅斯年作《战国子家叙论》，谓"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认为"儒家者流，出于教书匠"（引自冯友兰《原儒墨》）。傅斯年此说比《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有所改进，不说诸子直接出于王官，而认为诸子出于职业，他所说的职业显然不是官职，而近于民间职业，如说儒家不出于地官，而出于教书匠。这个看法应与他对西周春秋的历史演变的认识有关。从传统上看，与章学诚的说法亦可相合。 稍后，钱穆在《古史辩》第四册序提出："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这是对《说文》的解释作进一步的分疏。他又说："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钱穆不取章太炎达名之说，他的六艺说看似近乎类名之儒，但儒并非以六艺教民者，而以六艺为一种职业的训练，以求进身贵族社会。所以，他所说的"流品"，虽然可以说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职业"，但所以为职业的内容有所不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论儒之起源，大抵与上文相同。 1934年胡适作《说儒》一篇，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胡适早在哥伦比亚后期，即曾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当时学者皆从章太炎而主于九流出于王官的说法，深致不满。他认为，九流出于五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依据"（《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卷》，591页），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同上，第591页）。 《说儒》是胡适平生论学文当中特别优美而富于想象力之作。他首先从《礼记·儒行》载孔子"冠章甫之冠"、《墨子·公孟》"公孟子戴章甫"两条材料出发，依据《士冠礼》"章甫，殷道也"，断定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穿戴殷的旧衣冠，实行殷的古礼。认为被称为儒的这一部分殷人，是从殷的祝宗卜史转化而来，在西周及春秋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然后他结合《说文》"儒，柔电，术士之称"的古义，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以柔逊为特征，乃由亡国状态所养成。胡适此说很大程度上似由比较文化史获得启发，他认为，与希腊智识分子从奴隶变为罗马战胜者的老师，罗马教士成为北欧野蛮民族征服者的教师类似，殷末的祝宗卜史在西周几百年间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是贵族阶级有用的清客，是新统治阶级的下层，又是自己民族殷礼的保存者和教老师。他从"基督教不抵抗训条出于亡国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引出结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柔逊的遗风，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教老师"儒"上，用以解释何以这些保存殷人古礼的人被称为"儒"。 胡适《说儒》发表之后，冯友兰即作商榷，冯说中有几点辩驳颇有力，第一，针对胡适以冠章甫为殷遗民特征之说，冯友兰指出章甫虽起源于殷，但亦为周制所用，故西周春秋人戴章甫之冠，不必与殷有关。正如马褂为满清之便礼服，而亦为民国时便礼服，不能因民国时某人穿着马褂便断定其为怀念满清的遗老。第二，胡适引"公孟子古服"的故事来证明最早的儒者以保守殷文化自任，冯友兰则指出，《墨子》书中这一段故事还有下文，即墨子对公孟子的批评："墨子曰：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因此公孟子的古言服是被墨子作为"法周"的现象加以批评的，说明公益于的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冯友兰肯定儒冠章甫为法周，而从周的孔子与法周的公孟子是不能当做殷的文化遗民的。他还指出： 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原儒墨》，《中国哲学史》下册） 冯友兰吸收了傅斯年的职业说，认为儒家出于儒，而儒在春秋以前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职业。关于儒这一职业的内容，他综合了傅斯年的教书说和胡适的相礼说： 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关于这一点，胡先生的见解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人人前与胡先生所不同者，即是胡先生以为这些专家乃殷商亡国之后"沦为奴虏，散在民间"，我们则以为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之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识生活。这是我们与胡先生主要不同之所在。（同上） 就是说，冯友兰似乎也同意儒来自沦落的祝宗卜史，但是来自西周末年的祝宗卜史，而不是来自殷末的祝宗卜史。冯友兰的说法可以说发展了《汉书·艺文志》和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不认为王官失守直接散化为诸子，而是认为这是一个"王官一职业一诸子"的过程。反过来说，诸子不是直接出于王官，而是直接出于职业，间接地出于王官。他还说："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同上） 1954年，在胡适写《说儒》的二十年后，钱穆复作《驳胡适之说儒》，开篇乃谓： 余旧撰国学概论，己著墨家得名乃由刑徒劳役取义，而于儒家尚无确估，及著先秦诸子系年，乃知许叔重《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娴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因知儒墨皆当时社会生活职业一流品，此乃自来论先秦学派者所未道。越数载，胡适之先生有说儒篇，亦以生活职业释儒家，持论与余说大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集》二，373页） 不过，此文与冯友兰文材料、论证虽互有详疏，而其中驳胡之论点，多为冯文中已提出。其较特出者，是指出殷之遗民自有其文化传统，如尚鬼神而长艺术，殷之遗民应以此为遗风，不当以柔逊为遗风。又指出孔子弟子分布以鲁为多，而籍来者特少。他还认为儒以六艺为本业，未闻以相丧为本业。（同上377-378页） 1937年郭沫若尚在日本时，亦曾作《驳说儒》（原题《借问胡适》），后收入《青铜时代》。1942年他又作《论儒家的发生》，后收入《史学论集》。《驳说儒》前面一大部分主要是显示他所具有而胡适所不具有的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但其中有意义的大概只有一条，即"殷代，就连王室都是没有行三年之丧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439页），以反驳胡适以三年之丧为殷礼的说法。郭氏最后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认为称术士为儒，是秦汉以后对儒名的滥用，而古之术士并非素有儒之称，秦以前术士称儒的证据是没有的，巫医自古不称儒，儒本是邹鲁之土缙绅先生的专号，虽在孔子以前已有，但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见同上书，457页）郭氏的此说对章太炎的达名这儒的说法是一有力的反驳。不过，另一方面，郭氏虽然指出上古术士不称儒，他却承认儒的来源是祝宗卜史，认为春秋时代社会阶层分化，权力重心转移，官职改革，祝史等零落式微，于是产生了儒的职业，这个过程就是儒的职业化，但郭氏此文并未说明儒之职业为何，似乎食客、陪臣、教师都是儒这一职业的内容。这个看法显然吸收傅博斯年、冯友兰的观点，只是，冯友兰仅仅肯定儒之职业来自王官失守，却未肯定一定来自祝史之官。郭氏还认为，儒字之本义的柔，并非指习于服从的柔，而是文诌诌、酸溜溜的柔。他在几年后再写的《论儒家的发生》，实就前文改订而成，故多与前文雷同，惟在结尾处将儒的职业略说的明白，认为"在过去奴隶制时代，诗书礼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品""过去的上层阶级，其生产能力没有，但却晓得礼乐，开始堕落后，新兴的上层阶级骂他们文诌诌的，没有生产能力，现在以新兴的上层阶级要学礼乐，堕落的上层阶级的人，又被重视了，这就是儒的所以产生"，"儒被重视之后，儒家便成了一种职业"。（同上书历史编三卷，396页）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认为东迁之后，西周文物成了形式的具文和教条，诗书礼乐变为单纯的仪式而无内容，这些教条、仪式需要有一批专门传授者，以备贵族顾问，或给贵族装点门面，于是邹鲁缙绅先生产生了，他们就是以诗书礼乐为职业的儒，早于孔子而存在。春秋末世，政权下移，私肥于公，政出多门，学下私人的运动促成了儒者蜕变为前期儒家思想。（138一140页）这种看法也是一种儒出于职业说，但侯氏并未像冯友兰那样吸取汉儒和清儒的王官失守说，并不主张儒之职业是由王宫失守后散在民间而形成，他认为儒之职业产生于春秋早期社会变化的需要。 最近杨向奎先生在其近著《宗周与礼乐文明》一书中也对这从此问题有所讨论。他详引章太炎、胡适之说，又参借民族学材料，认为"原始的儒也从事巫祝活动""原始的儒是术士，可能起于殷商，殷商是最讲究丧葬之礼的，相礼成为儒家所长"（414页）。但杨说此处不清，究竟是说原始的术士即巫师起源于殷商呢，还是说殷商以前就有术士和巫师被称为儒，在殷代就有相礼者被称为"儒"了呢？他并没有给出证据表明殷代巫师或相礼者已被称为"儒"。至于儒字，杨先生则以为不是柔弱义，而是迟滞义，认为儒家职业是相礼，后来教书授徒，"他们的宽衣博带，他们的解果其冠，给人们的印象是迟滞缓慢，而且相礼职业的本身要求也是如此，如果从字义本身说儒，应从此下手"（419页）。杨先生似受章氏影响，事实上，他以儒为祝巫，与他全书重视周公和礼乐文明的立场是不能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