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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向内在”说的挑战 在宋代政治史研究中，相权、党争都是的老话题，而余先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梳理相权、党争的同时，发现了宋代政治史中“国是”的特别意义。据本书的研究，“国是”一词本出自《新序》，但在神宗以后，已经成为宋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君权和相权的具体施行都须有“国是”提供其合法性，而一朝的国是既定，便不能任意改变。余先生称此为“国是的法度化”。法度化的“国是”即现代政治生活所谓政治路线，它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现象，始终和党争、党禁等重大政治事件互相纠缠。朱熹和他的父亲都曾受其祸，朱熹对“国是”的分析和论断最具代表性，故作者说：“如果我们说，不通过‘国是’便无法彻底认识朱熹的历史世界，那也不算太夸张”（上340）。作者的此一抉发，也是很有意义的。 余先生此书更对已有的宋代儒学“转向内在”说提出挑战。现代史学家有一种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理学家不再对政治社会事物抱乐观的态度，而普遍认为外部世界是极难改造的，在内在的精神世界取得进步以前，外部世界无法获得更新的内在力量。于是理学把精神从政治社会的关切中分离出来，从热切渴望全面改革外部政治世界的立场转向了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不同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转向发生于王安石变法之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南宋秦檜当政以后。无论如何，“转向内在“说已成为宋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有影响的典范。 余先生亦面对于此，他说：“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理学家因专情于内圣之学的建立，对实际政治似乎抱着一种可即可离的意态。就宋代儒学史而言，南宋理学的兴盛也好像标志着一种内向的发展趋势。熙宁变法的挫折也许为这一内向转变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我自己过去也相信这至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历史解释，但是在研究了南宋理学家的政治活动之后，我却不禁发生一个重大的疑问：如果上述的看法可信，我们又怎样理解大批理学家在孝光宁三朝权力世界异常活跃这一现象？”（下26） 在朱熹的著述中有大量的政治性文献，如朱熹的文集中有一部分书信题为“论时事出处”，所谓时事是指政情变化，出处是指士大夫因应政治形势的仕进守退之节，这些文献以往朱子研究者很少利用。事实上，在朱子的论学书信中也常常论及时事出处，但这些内容往往也被学者所忽略。此外朱子还有相当数量的封事、奏札等，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不仅朱子的文集如此，其他理学家的文集亦如此。余先生则充分利用了这些文献，加以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朱熹对政治十分关注，他在淳熙末至庆元初，政治参与也很活跃。不仅朱熹是如此，朱熹同时的理学士大夫皆是如此，如作者详细叙述了陆象山对“轮对”的重视和其“义难阿世非忘世”的心态，并指出朱张吕陆无不如此，理学士大夫对面见皇帝奏对的重视体现了他们对改良政治的关切。在本书的叙述中理学士大夫对当时的政治的高度关注被突显出来，与从前人们所理解的理学家的面貌很不相同。由此作者认为，从突出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和以秩序重建的外王为目的而言，朱熹与南宋理学群体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王安石为楷模，而不是完全转向无关外王的内圣世界。 因此，根据余先生的分析，得君行道仍是南宋理学士大夫的崇高理想，政治关怀仍对理学士大夫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他们不仅把自己作为文化主体，也把自己作为政治主体，发挥其政治的主动性。即对朱熹而言，内圣与外王的结构关系是“论本末，修身为本；论轻重，天下国家为重”；而朱陆的异同，异在内圣，同在外王。也就是说，不管道学有何特色，不管道学内部有何分歧，道学不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作为儒学的一分子而分享着宋代儒学的政治文化和理念。 据余先生观察，事实上，在朱熹逝世前二三十年间，理学家作为一个士大夫集团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的政治取向是不满现状，要求改变“国是”，以打破因循苟且的局面，他们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倾向，而且显然没有自限为文化的主体。本书给我们提供的孝、光两朝理学士大夫积极参与政治革新的图像无疑对南宋儒学“转向内在”说构成了根本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仅别开生面，提供了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交叉研究，而且本书所提出的王安石时代与后王安石时代的政治文化的连续性，也为理解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