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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 如果我们认为上述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一种合理的有意义的建构，那么我们就可以由上述三对基本概念构成三个基本命题：这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 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次会议特设了"中国哲学圆桌会议"，我在这个圆桌会议上有个发言，题为《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我把先秦儒学看作是儒学的第一期；在外来印度佛教冲击后建立的宋明理学（即新儒学）为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指在西方思想冲击下的现代新儒学，它是由熊十力、梁漱溟创立，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发展的现代新儒学。1983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研究，刚刚开始了解一点现代新儒学，当时我总觉得牟宗三等先生夸大了儒学的现代意义，又有意无意地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套中国哲学。由于从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因此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们把很大力量花在论证"内圣"之学可以开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外王"之道来，以维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格局，同时又在论证"心性"之学经过"良知的缺陷"可以开出科学的认知系统，以便使中国哲学也有一个可以与西方哲学并立的知识论体系。可是我认为，我们似乎不必由这条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想，也许可以找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于是我在圆桌会议上提出，儒家第三期发展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在刘述先兄《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有一段记述我当时发言的情形说："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汤一介认为儒学的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的可能性。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1984年我把上述发言加以补充，以题《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发表于这年《中国社会科学》第四期上，后来又加以补充，以题为《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收入《儒道释与内在超越》一书中。 在我的论文中，不仅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命题，而且也是道家甚至中国化的佛教（如禅宗）思想的基本命题。所谓"天人合一"，它的意义在于解决"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求世界的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哲学家都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许多古代哲学家都明确地说：哲学就是讨论天人关系的学问。"知行合一"是要求解决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如何认识自己、要求自己，以及应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就是关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认识原则的问题。"情景合一"是要求解决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人"和其创作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涉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等各个方面。但是，"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最根本的命题，它最能表现中国哲学的持点，它是以人为主体的宇宙总体统一的发展观，因此"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是由"天人合一"这个根本命题派生出来的。这是因为，"知行合一"无非是要使人们既要知"天（道)"和"人（道）"以及"天"与"人"之合一，又要在生活中实践"天（道）"和"人（道)"以及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人（道）"本于"天（道）"，所以知"天（道）"和行"天（道）"也就必然能尽"人（道）"。人要知和行"天（道)"，这就不仅是个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个道德实践问题。人要知和行"天（道）"，就必须和"天（道）"认同，"同于天"，这就是说必须承认"人"和"天"是相通的，因此"知行合一"要以"天人合一"为前提。"情景合一"无非是要使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正如庄子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这就是说"情景合一"也要以"天人合一"为根据。 "天"与"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以讨论"天"、"人"关系为己任。汉朝的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儒家的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问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扬雄也说："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以道家老庄思想为骨架的魏晋玄学，其创始人之一何晏说另一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哲学家。中国道教茅山宗的真正创始者陶弘景说只有另外一位道教大师顾欢了解他心里所得是"天人之际"的问题。佛教传人中国后也不得不受此思想之影响。西晋时著名僧人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受决品》中有一句："天见人，人见天。"后鸠摩罗什再释此经，译到此处时说："此语与西语语同，而在言过质。"僧取说："将非天人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日："实然"。唐朝的刘禹锡批评柳宗元的《天说》中的"自然之说"、"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宋朝的哲学家邵雍说得更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王夫之说："自汉以后，皆涉猎故迹，而不知圣学为人道之本，然濂溪周子首为《太极图说》以究天人合一之源。"可见天人关系问题始终被中国哲学家视为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而由它派生的知行关系和情景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问题为什么迫求这三个"合一"呢？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或者与西方哲学不同，它并不偏重于对外在世界认知的追求，而是偏重于人自身价值的探求。由于"人"和"天"是统一的整体，而在宇宙中只有人才能体现"天道"、"人"是天地的核心，所以"人"的内在价值就是超越性"天道"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对自己应有个要求，要有一个理想的"真"、""善"、"美"的境界，达到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境界的人就是圣人。中国传统哲学如果说有其独特的价值也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做人"的道理。它把"人"（一个特定关系中的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核心，因此加重了人的责任感。在中国古代的圣贤们看来，"做人"是最不容易的，做到与自然、社会、他入以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就更加困难。这种"做人"的学问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为己之学"，也就是张载所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人生境界。这种"做人"的道理表现在道家的思想中就是"顺应自然"、"自然无为"，正如老子引古圣人的话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也像庄子所向往的"至人无己，圣人无名，神入无功"那样。中因化的佛教禅宗要求人们"无念"、"无住"、"无相"，以达到"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境界。 这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释都是为了教人如何"做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学问。如果我们给中国传统哲学一个现代意义的定位，了解它的真价值所在，我认为它正在于此。因此，我在另一篇文章《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和台湾《哲学与文化》1989年10月号）把孔子、老子、庄子和德国康德、谢林、黑格尔三大哲学家加以对比，提出了孔子、老子、庄子虽然在价值上对"真"、"善"、"美"的看法不同，但他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德国三大哲学家讨论"真"、"善"、"美"则属于知识系统方面的问题。我在上述那篇文章中说："孔子的哲学和康德的哲学从价值论上看确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建构哲学体系的目标则是不相同的。孔子无非是以此建构他的一套人生哲学的形态，而康德则是要求建立一完满的知识理论体系。这也许可以视为中西哲学的一点不同吧"，"中国传统哲学所注重的是追求一种真、善、美的境界，而西方哲学则注重在建立一种论证真、善、美的价值的思想体系。前者可以说是追求一种，觉悟"而后者则是对’知识’的探讨。"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含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和其"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体"和"用"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过它不是一对实体性概念，而是有关关系性的概念。"体"是指超越性的"本体"或内在性的精神本质，"用"是指"体"的功用。"体"和"用"是统一的，程颢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就是最明确地表达了"体"和"用"之间的关系。从思维模式上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正是"体用一源"这样思维模式的体现。所以"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