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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古今中外的前贤硕儒，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大量的探讨和论述。有的以人具智识理性与动物区别开来，有的以人不能离群（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有的以人的行为的自觉性和合目的性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有的以人有伦理观念、道德意志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等等。这些论点，虽说有深浅的不同，有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但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从不同角度说明人与动物区别的论述，则对于全面把握人的本质都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中国古贤们在上述各种理论中，更强调的是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一般人常常轻易地丢弃它，而君子则牢牢地保住它[1]。这一点点的差别就在于人是具有伦理意识、道德情感的。所以，孟子又说：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是不能称作人的[2]。荀子在论述人与万物区别时也特别强调说，人是因为具有了礼义，才成为天下万物中最尊贵者的[3]。他还说，天上最明亮的是日月，地上最明亮的是水火，万物中最明亮的是珠玉，而对于人类来说，最明亮的则应当说是礼义了[4]。孟、荀以上的论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与天地万物本质区别的最基本观点。《礼记》中归纳说，人如果不讲礼义，即使能说话，那也还是禽兽之心。禽兽没有礼义，父子可同与一雌性禽兽发生关系。因此之故，圣人出来制定礼义以教化人，使人因有礼义而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5]。以后各时代、各学派学者的有关论述，虽说也有不少发展和丰富，但从总体上讲，都没有超过这一基本观点[6]。 基于以上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因而也就特别强调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儒者们十分推崇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精神，重视个人的学习和对他人的教育。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学和教的首要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即学习和教人如何做人（为人），亦即确立和提升人格的问题。孔子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所谓"为己"、"为人"的意思，可以用孟子的一段话来作说明。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荀子的解释则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讲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的"为禽犊"，就是"为人"，相当于孟子讲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这是儒家大师们最为反对的。这里，我们还可举出南宋两位不同学派的著名学者的论述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心学 大家陆九渊说：人们学习究竟为了什么？人生在天地之间，做人就应当尽其为人之道。因此，人们之所以求学，就是学如何为人而已，没有其他的目的[7]。理学大家朱熹则在他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道：考察以往圣贤之所以教人，无非是让人们探求明白做人的道理，进行自我修身，然后推以及人。并不只是教人们广闻博记，写漂亮文章，以便去沽名钓誉，追求利禄[8]。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如有的以性善论为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如孟子等），有的则以性恶论为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如荀子等）。此外，也还有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可善可恶等种种理论。尽管在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上有如此众多的分歧，然而在如何才能建立起人的伦理道德，或者说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则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认为必需通过教育、学习和修养。孟子认为，人人都具有"亲亲"、"敬长"的"良知"、"良能"[9]，人人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为为善之端。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懈怠，这些善的本性在不断地丧失，如果没有教育、学习和修养，这些"良知"、"良能"和为善之端，是不会自动地发展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行为的，当然也不会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的。所以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放逸、放失之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人生而好逸恶劳，好利恶害，有好利心、疾恶心和耳目之欲求等等，如果顺其发展，必然走向争夺暴乱。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需有待于教育、学习和自我修养，才能使人成为一个有伦理观念、遵守道德规范的人[10]。因此，荀子所著之书，首篇即题为"劝学"。他说，从学的意义来讲，就是要从学做一个懂礼义的人开始，而最终成就为一个圣人。从这一意义来讲，学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的。学了就能成为一个人，不学就会沦为禽兽[11]。 总观历代儒家学者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基本人格的确立，基本伦理观念、基本道德规范的养成方面，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社会良好环境的创造，以及师友、父母的身传言教。而在人格的提升，伦理观念的深明和道德规范的自觉、道德境界的向上方面，则着重强调的是个人的学习和修养。孔子说：实践仁的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难道还要靠别人！又说：仁的品德离我们很远？不，我想要得到它，它就会来到[12]。孟子也说：君子遵循正确的道理和方法去不断地提高，主要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正确的道理和方法，就像大路一样一目了然，哪有什么难于了解的？所怕的是人们不去求罢了[13]。这些话都强调了个人修养在提升道德人格方面的决定作用。毫无疑问，社会环境对于人格品德形成和提升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但同时显而易见的事实又是，生活在大致相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在人格品德等各个方面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说明，同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影响和效果是很不相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每个人的主观努力和接受程度直接相关。而从理论上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是个人修养既必要又重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之所在。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儒家的修养论有许多十分严厉的批判，其中有不少是缺乏科学性的，但如果把它放在近代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这些严厉的批判也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期间，却大大地发展了这种对传统文化不科学的批判运动。它首先给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养论定为封建地主剥削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货色，然后去批判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为刘少奇同志在该书中充分肯定并强调了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认为在中国儒家中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是可以借鉴利用的。而通过对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不仅进一步否定了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养论，甚至进一步完全否定了一般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应当指出，文革期间炮制出来的这种完全否定自我修养的谬论，一度曾给社会的道德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极坏的影响。至今，人们也不应当忽视其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而应当予以必要的澄清。事实上，随着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日益开放，社会对于现代人的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对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不是要不要自我修养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自我修养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问题。古语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这是一个朴实无华、颠扑不破的真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