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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光华 一、孔子儒学是国家建政学说 孔子儒学不是单纯的道德说教的学说，不是维护西周等级制度的学说，是继承管仲的改革思想，继承着老子道学辩证思想，形成树“德”为前提，“仁”的建政改革学说。 孔子儒学明确提出，维护国家政权秩序，制定法规制度，“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由此实现仁德和谐的社会境界。孔子儒学的核心动机是，维护国家的有序稳定。在这个核心动机思想的推动下，提出以“德”、“仁”为中心目的，教育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主张。“德”是培养人的前提，有“德”才能实现“仁”的治政动机。“德”是人的秉性培养，“仁”是爱人的身心行为。具有高尚的品德和爱人民的身心行为，才能制定出适合国家政权需要的法规制度，才能管理好国家。所以，在孔子儒学思想里，“无为而治”（《论语·灵公》）是用“仁”建政国家的核心思想。 这个核心思想内涵的“无为而治”，“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行政官员不要自作主张的行使行政管理权，自觉地遵循规章制度约制自己，行使管理，由此实现有秩序的生活，实现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的行政效果。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份地位，才能保护民众百姓的利益，才能保护国家利益，才能实现和谐生活的境界。 在孔子儒学的建政学说里，有三点重要的主张。 其一，认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宪问》），重视农业才能建政国家。爱护民众，不耽误农业生产：“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是治理国家最要紧的地方。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生活安居，才能保障富裕的基础，才能保障社会稳定，才能保障工商业得到发展。人民用度充足，国家才能富有，所以重视农业是儒学安邦治国的基本要点。 其二，强调国家主权能力的增强。明确地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的思想主导，所以赞赏“齐桓公正而不谲（jué）”（《宪问》），继承管子壮大国家武备威慑力的举措，鼓励国家主权力的增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关于这一点，孔子儒学是有实践效果的。例如齐景公与鲁定公夹谷会谈时，担任鲁国司寇的孔子，明确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主张，不仅保护鲁定公的安全，并且把齐国强占鲁国的国土要回来，迫使齐景公取消侵犯鲁国的念头。由此看，国家军力强大是孔子儒学建政的重要构成内容，国家有强大的军力才能保护主权和国民的生活安全，才能建立人民信任的政权。 其三，培养爱护人民的管理人才管理国家，才能使国家政权稳定。孔子儒学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孝悌是忠的基础，忠是孝悌的结果，这样才有信用，才有“义”。“信近于义”（《学而》），“义”是守规矩的尽心尽力，是忠诚守信的责任心，由此具有“仁德”的品质。培养有“仁德”的管理人才，才能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为政以德”（《为政》）。这种“为政以德”的要求，是用“礼”的规定约制官员的行为，“礼”就是法规制度，就是法治的依据，用法规制度约制官员的行为，建立和谐的社会：“礼之用，和为贵”（《学而》），这是法治的原则，所以法治是针对领导官员的。领导者就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勤于做事，谨慎说话，听取批评意见，纠正错误，“不耻下问”（《公冶长》），讲究民主的为官道德。用法规节制才能够和谐，所以约制官员的法治民主，才能让民众有产业，有生存地位，成为当家的主人，国家政权才能够稳固。 另外，孔子儒学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不是维护旧有的血亲等级统治体系。例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孔子利用任鲁国司寇的权力，削弱“三桓”的势力“堕三都”，不维护“三桓”后代正统血脉的继承权，从而维护国家新历史条件的统治权威。所以，孔子儒学是与时俱进，谋求社会变革，建立符合进步发展需要的新社会制度，是国家建政学说。 二、保护生存权力是孔子儒学的建政目的 这是因为，孔子儒学产生在华夏族群融合文化的基础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历史的教训说明，众多的族群只有和谐相处才能稳定生活。动荡祸乱的春秋时期，使得孔子认识到，统治者宽广胸怀，爱民众，爱护人的生命，“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由此稳定社会，使民众的生活安定，社会和谐，“无为而治”，“克己复礼”，国家才能得到好的管理。 孔子的学生曾子指出，做官的离开为民的正路，民心就会离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体贴爱抚民众是官员的责任，儒学的民本变革思想影响着那个时代。 战国时期的孟子接受孔子的“仁爱”思想，提出“与民偕乐”的“仁政”主张，明确倡导统治者要“不违农时”保护农业生产，爱护生存环境“斧斤以时入森林”，爱护人的生命“黎民不饥不寒”，提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个人财产方案，从而保护人的生存权力。在这里，儒学建政思想，要求统治者给予人民生老病死养家活命的“恒产”，让人民有“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事父母”、“畜妻子”的财产和土地（以上参《梁惠王章句上》）。在这个基础上，孟子进一步向统治者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的道理，强调统治者本身的秉性能够爱护人民，“得其民”，得到民心就能“顺天则存”（《离娄上》），就会得到天下，从而稳定地管理好国家。进而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思想认识，指出统治者危害国家民生安全，就应该变革这个体制，“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这就把国家政权的功能作用，清晰地摆在为政者面前，从而说明保护生存权力是孔子儒学的建政目的，说明儒学具有指导社会进步发展的鲜活能力，由此使得华夏族群融合，所以儒学建政文化思想发挥着时代主导地位的作用。 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和谐社会需要孔子儒学建立保护生存权力的国家体制 《共产党宣言》主张资本是“公共财产”，恩格斯认为“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才能够使人得到自由的发展。这就需要推动以人为本的政治，需要继承儒学传统，科学地使马克思学说与儒学传统融合，“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从而科学的让每个人得到自由的发展，过和谐相处的生活，建立爱护生命，保护生存权力的国家体制，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880年马克思为法国工人党口授起草的党纲里明确地提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张资本是公共财产，每个人都具有资本（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才能得到生存的自由，才能有生存的地位资格，才能有话语权，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保护人的生存权力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的国家管理体制。 由此看，马克思是肯定每个人都有财产占有权和资本占有权的。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才能爱护人民，保护人的生存权力，建立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国家管理体制。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国家体制，是面对整个社会的，是面对社会所有成员的。所以每个人都有私人财产和资本占有权，才能爱护生命保护人的生存权力，才能有爱护自己的社会基础，才有接受社会环境条件自由发展的范围，才有经济保障条件下，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才能具有人格意义的自由民主的权力，才能有财产和支配财产的资格。但是，马克思学说没有明确怎样保护每个人的财产占有权，没有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国家体制方案，也没有具体的举措说教，而儒学恰恰推崇爱护生命保护人的生存权力建政国家，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有生老病死养家活命的财产和土地。所以，儒学强调个人占有财产权，强调建立保护民众生活的法规制度，强调为政官员要“无为而治”的“克己复礼”，用法治约束官员的行为，从而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力建立国家管理体制。由此实现“小康”社会，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这里的区别只有时代物质基础造成的语言表述的不同，没有本质含义的差别。由此看，马克思学说只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融合，才能有鲜活的生命力，这就是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儒学建政思想融合的基本理由和根据。 简言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目的，需要孔子儒学；建立保护生存权力的国家体制，需要孔子儒学的建政思想学说。 1988年，参加巴黎聚会的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形成共识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参见1988年1月24日《堪培拉时报》报道，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的巴黎聚会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