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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有其千载不灭的现实价值。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文化，文化特色也将无从谈起。宋代书院的人文教育特色及朱熹所开创的书院传统和精神，可谓历久弥新，于今有益。重新审视宋代书院的发展特点，向历史文化寻根，对观照和构建当代文化、教育体系，具有深远、切实的意义。 一、书院的起源 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以私人创办与管理、供人读书与讲学而独树一帜，其教育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书院的教育特点及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仍对现实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书院的组织形式，可上溯到两汉时期的“精舍”和“精庐”。它们在教学方法上主要表现为师徒口耳相传，这虽然与后来的“书院”有很大不同，但它选址办学、私人兴建、延师授徒，则与后世书院如出一辙。可惜这种风气没有积淀为恒远传统传承下来。“精庐”和“精舍”先是在六朝时期成为僧道传经讲道之所，唐以后又为儒士隐居读书之处。而它能与书院相衔接的原始的教学意义，已丧失殆尽。以至于当现代研究者在追溯书院的起源时，要到禅林中去发掘（参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至魏晋时期，与当时纷乱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山林讲学和山林习业大有发展。南朝著名经师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聚徒讲授置生百余人”（《宋书·雷次宗传》）。至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渐多。唐诗或方志中屡见书院出现，一些山林胜地、佛教寺院更是学子们读书讲习的理想场所。清幽的环境、衣食的提供等往往能为学子们尤其贫寒之士提供读书的便利条件。加之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教衰落，科举废弛，士儒遂寓居草野，潜心读书讲学，这些大大增强了书院的吸引力。 当然，我们也应清晰地看到，虽然在学术界有一致的认识，即书院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但唐代诸多书院的职能并非名实相符，有的是国家机构的名称，其职能也大大不同于我们现今意义上的书院。如：唐开元年间在东都明福门外建立的丽正书院（据徐梓《元代书院研究》载，唐时丽正书院有二，一在洛阳县，一在绍兴府，见3页）其过程如下：开元六年（718）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二年（724）五月，玄宗颁诏在洛阳正式成立丽正书院，集中全国一批著名文人、学者在此任修书、校检、侍讲等事，中书令、弘文馆学士张说总其事。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玄宗尊师崇儒，他下制建书院并对书院给予极大关注，一方面是依据历代传统，保存优秀的历史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即修好志书“以续前功”（《旧唐书·楮无量传》），记录丰功伟绩以存史，借鉴历史经验以资治。简而言之，丽正或称集贤殿书院的职责是“刊辑古今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付。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申表之”（《大唐六典》卷九）。此外，这一官修书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职责是侍讲、侍读，即为皇上诵读、讲解经史典籍。据记载，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至是，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新唐书·艺文志》）。宋·王应麟《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影印本）中也称：玄宗诏学士侯行果等人在书院“侍讲《周易》、《庄》、《老》，频赐酒馔”。侍读、侍讲之际，皇帝还要赐宴，并与群臣酬唱：玄宗《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张说和诗《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赋得林字》、《赴集贤院学士赐宴应制得辉字》，种种表现说明丽正或称集贤书院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聚徒讲学机构，但它对后来书院培养人才、研究史籍等风气的养成有着积极影响，在我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唐代弘文馆、昭文馆与此极为相似，限于篇幅和题目需要，兹不复论。 除去以上官修书院外，唐代更开始出现私人书院。若以《全唐诗》的诗题为凭借，会发现有“李秘书院、第四郎新修书院（一名薛载少府新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李群玉书院、田江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11所书院，这些书院“见于唐朝人的诗文，最为可信，但他们参差不齐，不规范，并多与人名或地名联系在一起，除了反映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之外，也体现了它更多的属于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的性质”（参《元代书院研究》）。另外有些方志的记载也约略表明其他一些书院已有讲学性质，虽然其书院之名称令人怀疑。作为教育机构并有相应名称的书院，现在可以考定出现在五代时期。杨亿《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载：“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记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弛而并骛”（《武夷新集》卷六（宋）杨亿四库本），而《宋史·孝义传》称胡仲尧“累世聚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又称之为“学舍”，可见当时“书院”之称还不普遍。随着时代变迁，书院至宋代始有了长足发展。 二、宋代书院的兴盛与发展 北宋建国之初，经历动乱的人民渴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北宋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积极采取了系列恢复纲常伦理、促进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如提倡尊孔崇儒，整饬纲常伦理，强化经学教育。由于重视黄老之学，旨在宣扬黄老的无为之说安定人心，建立在黄老学说基础上的道教也随之光大。《佛祖统纪》卷四三载：宋太祖作为身经战乱的开国帝王，也有暇诵读《金刚经》而不欲为人知，可见对佛教也感兴趣。此外，宋初政府还提倡读书，重用文臣，鼓励仕进。并且大力兴办图书文化事业，积极赞助地方州县及个人办学。在这种尚文治、重学术之风的政策推动下，北宋经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官学虽然在一百多年间屡有变革、兴废无常，但官学体制的主要框架还是相对稳定的，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定型”，“宋代官学已形成大体合理的教育体制，学校教育与教育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中国文化史》张维青、高毅清山东人民出版社）。而在宋初官学体制未建之前，地方私人办学风气已很盛，或称“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七）。这些乡党之学往往因地制宜，教育方式、学生人数及课程教材均无定制，并与官学遥相呼应。朝廷既开科举仕进之途，乡党、州县学舍远未满足，私学书院便由此大兴。 宋代兴起之初，幽静闲旷的寺观是贫寒士子寄读的佳所，一些寺观由于藏书丰赡、学者深睿，后来都演化成著名的书院，为宋代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北宋初期，书院已有了一定的发展。据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载：“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后，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百人”（吕祖谦《东莱集》卷六），出现了白鹿洞、岳麓、雎阳（应天府）、嵩阳、石鼓四大书院以及茅山、华林、雷塘等一批著名书院，“这些书院大都创始于唐末五代，最初往往是个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后来逐渐发展为教授家族子弟的学塾，最后才成为有书院之名的教育机构”（《中国文化史》同上），可谓源远流长。虽然北宋书院数目不多，规模也不大，没有完善的制度、规程。但曾有著名的四大书院代表了宋初民办教育的最高水平，在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宋朝规定士子必须在官学300天才能应举，这无异于导引学生师官学而远离书院，这对于书院的发展有消极影响，但物竟天择的结果使书院中的学子更为精英化了。因此，宋代书院虽少而精，元代书院虽多却官学化。自由的学习空气、浓郁的学术氛围促使诸多士子心向书院，促进了北宋书院的兴起。北宋初书院讲学兴盛，对宋代主流思想——理学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同学于泰山凌汉峰下，学成后各自授徒讲学，首开儒家讲学风气，为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真正被视为理学开山的是宋初周敦颐即濂溪先生，其濂学对儒学复兴具有强心振气的作用，后来两宋的理学家都尊称他为宋代理学宗主，而他曾建濂溪书院。在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努力之下，理学的理论基础与体系框架初步形成。至南宋，理学成熟，几起几落，曾遭排斥也曾有内争。而理学大师朱熹围绕书院的讲学活动大大有益于其学术思想大广泛流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推进。当时诸多理学之士如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也积极创办和推进书院教育。在当时倡科举、重名利的世风面前，朱熹等人以书院为学术活动的舞台。当朱子之学被斥为“伪学”之际，不可能利用官府来传播学术，更须依托书院以研讨学问、明确传统了。 三、朱熹与书院传统的开创 在北宋书院的发展基础上，南宋书院教育逐步恢复并勃兴。尤其朱熹及其弟子们开创的书院传统和精神，更使书院教育至理宗朝达到鼎盛，书院的兴衰和宋代理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同步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理学大师、教育家朱熹的书院教育活动可视为南宋书院教育的典型代表。 首先，诚挚的敬业精神。朱熹及其弟子以书院为阵地，授受相传，建立门户，确立了学统。朱熹曾言：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者也。他自步入仕途，至69岁罢官还乡，其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著述和讲学上。“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四日”（《宋史·朱熹传》），即使短暂的任职期间，他也讲学不辍：“居家则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书院、漳州道院、岳麓书院，随政兴学，门人弟子遍布天下”（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在朱熹的一生中，他对书院有种浓烈难逝的情结，其主要活动地在福建、江西。透过一些记载我们能大致窥其孜孜以书院活动的风貌： 浣溪书院：在古田县八都。淳熙二年（1175）“朱文公书扁。” 螺峰书院：在古田县西八都。书院中的“‘文昌阁’三字，朱文公所书也。” 考亭书院：在建阳县三桂里。“宋朱松尉尤溪时经此，爱其山水清邃，恒欲卜居而未果。绍熙三年（1192）其子熹奉承先志，筑居室之五年。以四方来学者众，因建精舍于所居之东以处之，扁曰竹林精舍，更曰沧州精舍”。“淳右四年（1244），诏立为书院，御书‘考亭书院’四大字扁之”。 义宁书院：在建阳县崇化里。“宋淳熙元年（1174）刘 龠建，以为师友讲学之所，朱熹题扁。” （以上据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四） 草堂书院：在玉山县北怀玉山下。“朱子讲学于此。有青山绿树亭、源头活水亭，堂庑号舍具备。相传朱子题山下酒舍一联云：‘泉飞白石堪为酒，灶傍青山不买柴。’即其地也。” 鹅湖书院：在铅山县北鹅湖寺下傍。“宋儒朱子、陆复斋象山、吕东莱讲学之所。淳 右庚戌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请于朝，赐名文宗书院。” 双桂书院：“在德兴县游奕坞。相传朱子赐程晔和程燧兄弟诗：‘君家构屋积玉堆，两种天香手自栽。清影一帘秋淡荡，任渠艳冶斗春开。’书院之名由此。” （以上据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十二） 朱熹行迹和曾有过关系的书院还很多，我们从以上例举可感受到，朱熹或受聘至书院讲学，或与书院师儒讨论学术，或修建书院，或给书院题匾作记，并从中看出宋代书院始出现御题御书匾额以示书院官学化之痕迹。朱熹沉浸书院日久，桃李满天下，其理学思想及治学之道得到了广泛传播。 其次，理学教育特征。理学的发展是学者们积极发展书院教育的直接动力。面对官学制度的腐败，社会士学风气的堕落，有识之士清醒地在教育方向、内容及人格建构方面因材施教、究明义理，注重自身修养及人格建树的理学成为绝佳的桥梁。简言之，当时官学教学方式陈腐呆板，导致学子志大才疏，唯重功名利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汲汲功名之心成为士子读书的重要诱因。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所言：“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张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书院学风灵活生动，学规整饬条理，内容简要峻洁，吸引了众多学子。加之书院与“钓声名、取利禄”的世俗读书企图泾渭分明，提倡高风亮节，注重人格建树，并以朱熹所开创的书院传统和精神为典范，尤其当理学发展至理宗时期广为传播，书院也就更成为士子所倾慕的求学之所。朱熹认为首先应该批评不良学风，“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朱子语类》卷十三）他大力提倡“为己之学”。《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认为“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所谓“为己之学”，即自觉地读书学习，注重修养，求得道德学问。在朱熹建构的理学世界中，他完善了格物致知论，强调体认社会伦理的原则规范并化成高度的自觉行为，重视人文教育及人格建设。提倡明人伦即明理的教育目的，以理学教育和经学教育为主的教育内容，从《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到《诗》、《书》、《易》、《礼》、《春秋》等的治学次第，以及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教学论和读书法，均体现出朱熹理学教育的时代特征。 （一）、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 朱熹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学规体现了书院全新的教育理念、价值体系，他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之他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为之注曰：“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而明人伦须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顺序，其中学、问、思、辨是为了穷理，笃行则是修身以落实到具体的处事接物的事实中去。这些皆由儒家经典语句集成，无一字无来历，这部学规是最能体现封建时代书院精神的学规，其中蕴含了对教育目的、内容及方法的体认，实为中国封建社会书院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 朱熹视读书做学问为第二事，求理才是其目的。他反对钓声名、取利禄的现象，批评学校及科举流弊，主张以讲明义理即“为己之学”为求学目的。他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朱子语类》卷十161页）。而《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又成为岳麓书院的“教条”，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使诸生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推己及人，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随着理学地位的正式确立，书院的官学化色彩不断加浓，淳右元年（1241）宋理宗视察太学，御笔《揭示》赐予国子监诸生。后又诏颁各府州县学，全国推广，以至对元明清书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教育理念及教材内容 朱熹以宋代理学和儒学经学为主，其儒家经学的教育贯穿着宋代理学精神，而与传统的儒家经学教育有别。于内容上，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阶段。“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题小学》）。“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子语类》卷七 125页）很明显他把学校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小学教之以事，大学明之以理，后者是真正目的。我们从朱熹据循序渐进及由事至理原则所设置的教材也可窥见一斑，如自编《童蒙须知》中有《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等，由生活细节的规范体现了朱熹小学教育侧重教之以事的特点；至于大学教育教材，以“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等为主，以格物致知作为大学教育的认识论基础，具有浓郁的理学教育特色。 （三）、教学论与读书法 其一，“为学在立志”。 针对贪利禄而不讲道义的求学态度而发。朱熹认为端正学者的治学态度很重要，并强调立志于求道义。如：“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又谕学者》）。 其二，“读书须是虚心切己”。 朱熹提倡看文字须虚心，不要先立说。 其三，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 朱熹曾言：“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须平日多读书，讲明道理，以涵养灌培，使此心常与理相入，久后自熟，方见得力处。且如读书，便今日看得一二段，来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紧要。须是以磨岁月，读得多，自然有用处。且约而言之：《论语》、《孟子》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可不读。讲究的多，便自然熟”。这些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一脉相承的。即通过多读书，积累知识，自然能掌握道理。但同时要精熟，与其贪多，不如求精。 （四）、自由活泼的学术空气。 理学兴盛之际，各派之间论争激烈。朱熹除亲自授课外，并未固守一家之言，曾邀请与他论战多年的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学。这不啻为书院的学术空气注入了新鲜、自由、兼容之活力，也充分显示了朱熹的办学思想及教育观念。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展开讲述，“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80年）而朱熹确乎以其真诚而表白：“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请陆九渊把讲义“笔之于简”，朱熹亲自写《跋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后》，珍藏于书院以供摹览学习。意犹未尽，朱熹在《白鹿讲会次卜丈韵》诗中续谈此次学术交流的动情：“宫墙芜没几经年，只有寒烟锁涧泉。结屋幸容追旧观，题名未许续遗编。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这种百家争鸣、自由论辩的学术活动大大促进了不同流派间的学术交流，对于士子开阔视野、激发思路有重要影响。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的朱熹，一生投身教育，将学术与教育相结合，通过从事学校和书院教育活动来传播其理学与经学思想，勤勉于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会友辩学、创立学派，使理学得到广泛的推广，对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继承朱熹之志，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在理学解禁后，再次以书院为凭借大力传播和普及一度遭禁的理学，以至于宋末元初之际，形成了我国书院历史上的高峰。这些书院多研习理学，创办者或为清醒世事的隐士们，或为不仕新朝的遗民们。他们或任书院山长，或讲学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所开创的书院传统，也在宋末书院延续光大。 馀论 中国古代书院始名于唐，经唐末五代，至宋初逐步发展成以私人创建为主，聚书研修、讲学授徒的独特的教育形式。北宋时已形成十余所知名的书院，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而书院真正形成办学特色和独特治学风格，是在南宋时期。尤以朱熹等为代表的教育家参予其中，开创了书院传统和治学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一部分，它们在带给我们诠释、研究其科学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须从中汲取对社会的现实意义，进一步发展传统。我们追寻那成为历史的昔日辉煌，同时也细细品味着一句话：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梅贻琦语）。研究自然重要，更可贵的是建设。当年朱熹高唱人文教育之歌已为遥远空响，而今，面对如何振兴民族教育、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提升学术品格等问题，我们须将视野再次投向传统文化，将古代教育史及书院沿革变迁中的优秀汁液理之成泉而为今用，滋润浇灌当代人的心灵。 作者：孟醒石 摘自《石头打水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