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黎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俺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录》卷1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如果说时当17世纪的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时代(黄宗羲语)，19世纪的中国“外患频仍”，那么其间还有18世纪；这个时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的百年，也是中国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时，中国思想文化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他们一般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外国侵略的猖獗，中国具有良知的人们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家龚自珍，他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结束语 以上我对历史上(主要是古代历史)的忧患意识作了一些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或称之为警世危言)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中国文化报网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