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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中这种以“互补”以达成“和谐”的治国思路，也表现在具体的操作领域。如在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唐太宗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争取其归附拥戴，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先后击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高者抑之，低者举之”：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提倡包容，承认差异，强调互补，最终是为了实现平衡。对社会稳定和“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大量存在，愈演愈烈，导致贫富悬殊，民不聊生，严重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动乱。所以，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一定会通过利益调整的机制，来抑制或改变这种社会失序状况，实现相对合理的平衡。 在这方面，“贞观之治”也有出色的表现，为后世封建社会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具体来说，就是唐太宗君臣具备深邃的战略眼光，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基本实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相对社会公平与公正，将社会冲突的危机控制在最低的程度。这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将儒家一贯倡导的“取于民有制”原则变成行动的纲领，使广大民众拥有了基本生存的条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其三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扩大统治基础，使社会关系处于不断整合之中，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化解社会动乱的戾气，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相对较少，那么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仅寥寥二十九人，这个数据本身，就有力说明了在贞观时期，社会相对动态平衡已基本达到，封建统治条件下的“和谐”理想大致成为了现实。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某些粉饰之辞，但所概括的“贞观之治”的显著成就，还是基本可以信从的，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煌煌治绩的背后，所蕴涵的正是追求“和谐”、实现“和谐”、维系“和谐”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之时代精神，它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内核，其价值、其意义乃是超越时空的，留给后人以永远的追慕与启迪！(来源：博览群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