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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天道观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代替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当于宗教中上帝一样的最高存在。它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是无所不在的，具有惩恶扬善的超自然的巨大威力。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根据儒家的哲学预设，统治者天子之所以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天命所赋。然而，只有当天子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时，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保持下来。而天意又是与儒家的道德同一的，如果当政者一意孤行，违背天意即儒家的道统，那么他就失去了合法性。天人相应，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古代的天命观。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天命无常，唯道是处。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儒家人伦道德的体现。这样，儒家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人君只有顺应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而天道即圣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就形成这样一个命题，即圣人之道是高于君统的，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的观念。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体的地位，以此来约束王朝的统治者。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统治者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君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在儒家文明中，儒家的天命观认为，道统无条件高于君统；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受到上天的惩处，因此，只有统治者以儒家的道德来进行统治，用圣人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对自己的信任。儒家认为，“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民为重，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的利益体现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无条件为皇帝辩护，这是中国儒家文明十分独特的现象，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正是儒家的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统治者为了统治国家，就必需一大批士大夫来当官，而士大夫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在辅佐皇帝统治社会的时候，始终有一种道德的自主性，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批判、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我们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一种精神资源；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天道的召唤，就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必须承认，这种以道统观为主的殉道精神，并不总是起作用的。这可能与儒家文化中“从道不从君”与“君尊臣卑”的悖论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道德的自主性，使得士大夫阶层有了思想武器，从天道观中找到了制约皇权的立足点。正是这个立足点，使得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道德立国的立场与精神。无论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在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统高于君统的精神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四、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生命力的双重影响 自隋唐以来，中央帝国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举制度，这套制度极大强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质性，因而也对儒家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文化生命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