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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底格朗(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是意大利学者和政治家。青年时代就已具有渊博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对考古学和美学也有广泛的接触和丰富的素养。21岁时在其亲戚曼图亚(Mantua)侯爵的宫廷中，开始了军事和外交生涯。26岁时转而为乌尔比诺公爵(Duke of Urbino)服务。在乌尔比诺的宫廷中，他结识广泛，常与官员、使团、艺术家、文人一起。他的学识和能力倍受他人赞佩，尽管当时意大利城邦动荡，政局不定，他却步步高开。1527年罗马陷落，卡斯底格朗感到耻辱和失职，1529年忧郁而死，时年51岁。 在文艺复兴时代，卡斯底格朗算不上一个伟人，他的声誉无法同伊拉斯漠、莫尔、拉伯雷等人相比，他的历史功绩在于他写了《宫廷人物》，描绘了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人的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不同于中世纪的培养目标，也不同于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北方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的培养目标。 《宫廷人物》（The Book of the Courtier），亦可译为《行政官员之书》、《朝臣之书》，“courtier”就是指宫廷中的官吏。所以《宫廷人物》所讲的就是培养什么样的统治者、官吏、国家的管理者，以及如何培养这种人的问题。 文艺复兴是上层社会掀起并推进的运动；它带有鲜明的贵族性，尤其在前期更是如此。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所希图的教育只是针对某一部分上层社会子弟的，维多里诺的“快乐之家”的教育实践、伊拉斯谟的《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梅兰克顿《萨克森学制计划》、拉伯雷的《高康大》等都表明这一点。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也不例外。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较中世纪含较多的民主、平等、世俗的色彩，但在本质上它还是一种等级性的教育，受教育的对象并未普及全民，这也是文艺复兴运动本身的局限。但同是贵族教育，文艺复兴前期和后期培养目标迥然不同，《宫廷人物》所揭示的是后期的培养目标，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教育上人文主义的内涵和外延被大大地深化和扩充了。前期文艺复兴，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西欧，以复兴古典文化为鸿的，往往述而不作，是古非今，以古代的文学艺术、社会政治为当今社会的理想和楷模。表现在教育上，就是重视古典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从学其文到求其道，从求其道到探索改革当今社会的锁钥，优美典雅的古典拉丁语取代了粗糙通俗的中世纪拉丁语的学习，古典著作的研习打破了中世纪单调呆板的宗教学习内容。万马齐暗的局面被打破了，一切都生机勃勃，一切都欣欣向荣，文学和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复兴和繁盛。但是，逐渐地也是很快地，学校中的教育出现了倒退，逐渐走向形式主义和西塞罗主义，强调学习语言的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意大利第一个表达文艺复兴教育思想的人是弗吉里奥(Vergerio，1349—1420)，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的专题论文，主张通才教育，强调包括不同于中世纪的“七艺”以及自然科学在内的广泛的知识学习。维多里诺将弗吉里奧的理论予以实施，但到了格里诺(Guarino，1374—1430)就出现了倒退，“对他说来，古典文学教育本身已经走向被看作是教育目的的道路，而不单是培养好人的全面发展(all-round development)、的一种手段”。他坚持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学习特定的科目而不管其内容如何，很明显，他与生活现实失去了联系，这就招致了形式主义的弊端，只重视古典文化本身，尤其是古典文学语法规则的学习与研究，这就违背了人文主义求得文化修养的初衷。当时倒退的另一表现是西塞罗主义，过高地评价西塞罗文体并把它当作作文的唯一正确的范例，维多里诺、格里诺皆视西塞罗的信件和修辞学著作为完美的拉丁语的典范。北欧的伊拉斯谟也崇尚古典拉丁语，但还未沦为西塞罗主义，路德和维夫斯甚至还主张学习本族语，但昙花一现，影响甚微。宗教改革后，梅兰克顿的理论和实践已初露形式主义的端倪，到了斯图谟就沦为明显的西塞罗主义了，把语言的形式研究作为根本的目的，赋予外表以不适当的价值。 这充分说明，前期文艺复兴在教育上的结果并不十分圆满，尽如人意，人文主义的涵义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扩充，前期文艺复兴中存在的重古典文化而轻现实生活、重拉丁语而轻本族语、重形式外表而轻内容实质都暴露了其缺点和不足。前期文艺复兴培养的人才多为学者型的，尽管有人论及如何培养官吏和绅士，但也是以学者的标准去要求去塑造。狭窄的教学内容、片面的培养目标以及与生活的严重脱离，充分体现了前期人文主义的狭隘性。不少优秀人物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更不满足于狭隘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要求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全人教育理想，要求把关于人类与世界的日渐广博的知识引入学校课程，要求拓宽人文主义的外延。新的复兴运动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对于普通生活权利的坚决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世俗青年进行教育的需要。这种教育培养的青年人，既不是以后的教会执事，又不是未来的学者，而是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优秀公民”。 世俗性和实用性受到了强调，以过去的眼光看，这也许不高雅，但的确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由于学问变得日益迂腐，并陷入脱离实际生活的危险之中，教育思想的重点，也逐渐从学术的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当时明智的人所需要的教育，与其说是造就一些可能在其专业上侥幸能自立的学者，勿宁说是培养一群以学问装饰起来的，精明能干的绅士”。 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就描绘了这个时代理想的为这个时代所需的绅士形象，集中概括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主要伦理和社会思想”。那么，卡斯底格朗笔下的完美绅士、朝臣具有哪些品质呢？ 首先，他是一位实干家，擅长战争艺术和各种体育活动。尽管不是一位职业军人，但通晓战争艺术，沉静勇敢，随时准备承担战争风险。他对打猎、游泳、网球、舞蹈、使用武器等都精湛纯熟，风度轻松优雅，无人堪比。 其次，他通晓语言艺术。能贴切、精练、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辞令朴素大方，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尊严之感。更重要的，所使用的语言是本国语，而不是迂腐地使用已废弃过时的语言形式。 复次，他具有学者的智慧。应“把文学的装饰同军事的勇猛结合起来”，在文学方面，他“不能漠不关心，至少要学好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他不但要懂拉丁文，而且要懂希腊文，因为其中用非常优美的笔调记述了许多许多、各式各样的事物。让他更多地在诗人，以及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中去锤炼自己；并且，还要让他赋诗作文，特别要让他练习使用我们的通俗语言”。他还须掌握音乐和绘画技巧，这些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是构成完美教育的必要部分。对于绘画，卡斯底格朗说：“除去绘画本身是最高尚和最有价值之外”，它还有诸多益处，“尤其在战争中，绘画可以用来描绘出乡村、阵地、河流、桥梁、城堡、监牢、堡垒等等东西。虽然一个人可以把这一切记在心里，但他却不能把它们展示给别人看。确实，对不能欣赏这种艺术的人，据我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绘画是美化世界的手段”。 最后，他还应有宗教信仰。尽管一个朝臣克制、勇敢、正直、智慧，但仅具这些品质还不够，他仍被紧紧束缚于尘世之中，要使他完美无缺，需要有宗教信仰。卡斯底格朗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发现了人生的终极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理念世界的美好，将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降临到人的身上，这就是他所期望的完美朝臣的卓越体验。在极乐的幻象中，这种理想朝臣必定会瞥见天国之美：“它是其它一切美的本源，其美决不增，亦不减，永远宏伟壮丽。其美之本身，如同这一面与另一面一样，最完整仅如同天国自身，它不与其它事物分享美，但正是它之美，其他一切事物方显其美，因为它们共享有天国之美。” 这种培养目标不是中世纪擅长军事体育、具礼仪风度而只粗通文墨甚至不通文墨的骑士，不是前期文艺复兴时期精通古典文化的学者，也不是宗教改革时期具有虔诚与德行的新教徒而是三者精华的凝聚与综合，它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教育的世俗精神、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理想、继承了宗教改革的积极成果，但却摆脱了中世纪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的片面性、文艺复兴前期教育的狭隘性以及新教育浓烈的宗教性。因而这种人物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教育发展在当时的最高的体现。 前期人文主义的狭隘性已经很显著，当时和随后很多人都力图克服这种狭隘性，卡斯底格朗只不过是时代的传声筒罢了。比如在法国，教育中的旧势力比较强大，大部分古老的学校继续固守其阵地，疯狂地反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到来，但过分的保守却带来了过分的激越，以拉伯雷、拉谟斯、蒙田为代表的法国教育的理想主义诞生了。拉伯雷(Rabelals)强调自由、强调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包括科学)；拉谟斯(Ramus)尚功利，以实用为其教育建设的指导原则，要求自由思考，要求改革教学方法，扩大学科范围，蒙田(Montalgne)虽然缺乏科学兴趣，对旧知识新知识皆抱谴责态度，但实质上他反对的是书呆子式的教育，他要求教育应培养人的实际判断力，要求教育触及学习者生活的实质，认为应通过行动、在实践中学习，“我要把世界作为我的学生的书籍”。总而言之，这种理想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要求教育要贴近生活、要切合实用、要包含更广的学科、要世俗化。教育应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不是培养社会生活消极的旁观者和研究者(学者)，而是培养社会生活的积极的参加者和参与者。教育应经世致用，应有益于治国平天下。 《宫廷人物》1528年出版后，迅速受到整个欧洲的欢迎，“《宫廷人物》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有通过以下这一事实才能得到解释，那就是卡斯底格朗的朝臣的基本属性，不是一个个别阶段或特殊的社会集团的属性，而是由一个伟大时代所显示出来的所有最大可能的人类的属性”。 也就是说，卡斯底格朗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涵复兴了古希腊全面发展的理想，这种复兴代表着人类教育的近现代发展趋势。 《宫廷人物》对英国影响尤甚。虽然英国在伊拉斯谟、林纳克(Thomas Linacre)、莫尔等人的影响下，人文主义学科在学校中得以迅速而稳步地发展，但这种人文主义(如同伊拉斯漠所主张的)仅是狭隘的人文主义，而非卡斯底格朗的广义人文主义。埃利奥特迈开了走向广义人文主义的第一步，标志就是1531年出版的他的《行政官之书》 (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1490—1546)是莫尔一位朋友的儿子，也是林纳克的学生。与卡斯底格朗一样，他既是行政官员，又是一位学者。埃利奥特精熟《宫廷人物》，受其影响非小。他虽是人文主义者，但不是旧人文主义者而是新人文主义者。他用本族语英文而不是用拉丁文写作，他深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服务。他提倡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时要利用本国语，并重视具体经验。他还强调体育，主张通过角力、赛跑、游泳、骑马、打猎、跳舞和射箭等来锻炼身体。可见埃利奥特的教育思想与卡斯底格朗的教育思想基本相同，《行政官之书》是《宫廷人物》的英国版。 《行政官之书》对英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随后而至的英国宗教改革却冲击了这种影响，结果，在以新教为国教的英国，人文主义在学校和大学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了，但这种人文主义仍然是莫尔时代的狭隘的人文主义而非埃利奥特的广泛的人文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贵族成为英国社会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他们要求一种新的教育，他们要学习有实际意义的各种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要学习使他们适应和平与战争的体育活动，即他们要重视《宫廷人物》和《行政官之书》中的教育理想。这种要求遂使被宗教改革冲击了的广义人文主义教育得以重新发挥作用。詹姆士·克莱兰德(James Cleland)于16世纪末在《年轻贵族的学校》中重申卡斯底格朗和埃利奥特的教育观。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约1530—1611)则力倡英语教学，他认为：“任何一种语言，在其含义和简洁方面都比不上英语那样能明确地表达思想。英语严谨而含蓄，丝毫不比希腊语差。在描述美好的事物时也赶得上华丽的拉丁语。”弗朗西斯·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提倡自然科学，强调归纳和实验的新的认识方法，要求对古典文献加以取舍。进入17世纪后，上述教育理想与思想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威廉· 佩蒂(Willian Petty，1623—1687)不满足于教育中只强调直接经验，要求教师从直观事实开始教学；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认为学习的目标是事物而不是语言，学习贵在得“道”，贵在获知，语言本身无足轻重；伍德沃德(Hezekiah Woodward，1590—1675)强调本族语是一切的基础，学习应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洛克是上述教育观念的集大成者。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宣扬绅士教育，要求培养新型的绅士、贵族和统治者。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中，洛克首先强调体育，认为“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应保持身体的康强健旺。洛克还强调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四个方面的教育，德行指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智慧指处理生活事务的能力，教养指在社会生活中善于自处的能力。洛克设计了含广泛学科的课程表，尤其突出的是洛克强调彻底掌握英语以及他在绅士学习的科目中增添在手工课，认为从中可获得科学技能，且利于身心健康。 之所以列举这么多人，原因在于为了充分说明教育中狭隘的人文主义已经过时了，社会和时代在进步，新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提出与实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强调培养精明强干的统治人才，强调本族语、强调广泛知识的学习、强调新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学习的方法，成为时代的新倾向。1528年出版的《宫廷人物》、1531年出版的《行政官之书》、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话》所揭示的都是这一核心思想。《教育漫话》这个名字若改为《绅士教育》可能更贴切一些，更能和《宫廷人物》、《行政官之书》风格一致。《宫廷人物》与《教育漫话》出版年代相差160余年，二者的内容实质却是一致的，这也足以说明卡斯底格朗的预见力之敏锐与洞察力之深邃。 从上面的一系列叙述可看出，《宫廷人物》的影响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实际上，这种重体育、重广泛学科、重本族语的广义人文主义教育，直到 17、18世纪还盛行不衰，只是到了工业化和社会革命后才渐渐消失。 《宫廷人物》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进步的，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教育是一种不平等的贵族教育，当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到来的时候，它就受到了冲击，尽管资产阶级建立的教育双轨制使这种冲击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彻底。（褚洪启）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