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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散文家和教育思想家。1553年2月生于多尔多涅市的蒙泰涅堡、1592年9月在波尔多逝世。他生长在一个资历不深的新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是经营酒类、渔业的富商、父亲也是当地富商、当过兵、打过仗，后充当法官、担任过副市长和市长。母亲是西班牙人后裔，其家族笃信天主教，蒙田自幼就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极为重视古典语文的学习，为蒙田专门聘请了拉丁语教师，蒙田的家庭成员、教师以及仆人都只能用拉丁语同蒙田谈话。因而，在幼年时代、蒙田就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拉丁语基础。六岁以后，蒙田开始才接触自己的母语──法语。1539年到1546年，入著名的人文主义学校波尔多的居埃纳教会学校接受早期的学校教育。波尔多是座较早受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法国城市，居埃纳学校由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古维奥主持，学校的教师大多是人文主义者，重视拉丁文的学习，此外，也学习希腊文、数学、修辞学、演说术、哲学等。该校教学方法新颖活泼、废止体罚、学校规模宏大、为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学校的楷模，蒙田从该校受到极严格的古典教育。他在七、八岁时就阅读了奥维德的《变态》、维吉尔的作品、以及意大利的喜剧等。自学了许多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从该校毕业后，他在当地的文科学校继续学习哲学。以后，他遵父命入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大学攻读法律。他精通拉丁语和法语，擅长法学。1554年被任命为佩里格城法院的顾问，主要处理间接税案件。1557年，又到波尔多市的最高法院在职。因身处官场，目睹官场的腐败而愤世嫉俗。他反对无故判处新教徒极刑、痛恨殖民者在新大陆的暴行。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促使蒙田渐渐厌恶官场生活、萌发隐退念头。到1570年，他卖掉职位，38岁即回到庄园过退隐生活，因为他“倦于法庭诉讼、疲于公众事务”、“要享受自由、静谧与安闲”，当然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原理。这期间，他潜心研读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随手写心得体会。1580年出版《随笔集》一、二卷。此书事先曾征得法王享利三世的首肯，后又得到教廷的承认。1580年到1581年间，他先后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览观光、考察风土人情，以增益见闻。在意大利、蒙田谒见教皇，被授予“罗马市民”的殊荣。公元1581年，蒙田当选并连任两届波尔多市市长，在职期间，多次上书国王，为第三等级的不合理捐税负担鸣不平。他自己虽信奉天主教，但同新教徒、尤同纳瓦尔国王(新教领袖，1590年成为亨利四世)过从甚密，公元1588年，蒙田参加了享利三世同新教领袖纳瓦尔的谈判。后来即辞官回乡、博览群书、闭门著述。1588年，蒙田修订了前两卷《随笔集》，并出版了《随笔集》第三卷。1595年死后出版经过增订的《随笔集》定本。1774年，发现了蒙田游历意大利期间的日记手稿，以《旅行日记》为名出版。 蒙田的主要著作是《随笔集》（一译《散文集》）全书共三卷，107篇、各篇长短不一，也缺乏有机联系、论述纷然杂陈、结构松散、缺乏中心、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立身处世等不一而足。在书中、他旁征博引、将他渊博的知识同个人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全书充满睿智、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全书共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所感觉的自我，二是他所体会的人类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三是他所理解的现实世界。 他的座佑铭是“我知道什么？”《随笔集》开创了散文体裁的先河、辑录了作者在哲学、宗教、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见解。其中教育思想也占有一定的篇幅。 蒙田的《随笔集》在当时和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培根的著作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蒙田的思想影响。蒙田的怀疑论哲学、崇尚理性和经验的思想对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以很大的影响。中文版本《蒙田随笔》是一个选本、由梁宗岱、黄建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的《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也收录了蒙田的二篇论教育的重要散文，即《论学究气》和《论儿童的教育》。其中《论学究气》在《随笔集》中属第一卷、第二十四篇，全文共1.2万字。 《论学究气》中的主要教育思想： （一）抨击学究 蒙田的哲学观的突出特点是怀疑主义。他把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刻在一枚自制的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铸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用以喻指人们的认识是捉摸不定难以持平的。以此作为“我知道什么？”的象征。蒙田所处的时代、科学知识逐渐兴起，人们的经验日益扩充。蒙田认为人的感觉是有限的，而且会起着欺骗人的作用，而人的理性又往往软弱无力。因此、对事物的本质并不知晓。“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人的观念往往是混乱的，因此，通常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人的意见是经常改变的、随个体的发展而变化。他的怀疑论是以怀疑人的感觉和理性为出发点的、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一般的怀疑论导致不可知论，而他却不否认自然的可知性。蒙田继承了法国的怀疑论的光荣传统，继承了中世纪唯名论者阿伯拉尔反对教会权威著作的勇敢精神，以求通过怀疑达到真理。他的怀疑论是对旧思想作斗争的理论根据。对于真理、正义、自然，他并不怀疑，而是坚定不移。他一生追求真理。“我们要为真理而爱真理。”实际上，蒙田真正的怀疑对象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世纪的经院教育。 在《论学究气》一文中，蒙田从他的怀疑论出发，旁征博引，批驳了经院哲学家的“学究”嘴脸。蒙田在文中尽情地讽刺了一旦离开书本就毫无所知的人。说这种人必须先查阅字典，弄清‘臀部“是什么，再查看“痔疮”是什么，他才敢告诉人家他的“臀部”患有“痔疮”，蒙田引用法国著名诗人迪倍雷的话说，“我特别憎恶学究式的学习。” 这种经院主义的“学究”不同于柏拉图曾经描述过的那类古代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是那些远离公共事务的哲人，有时，他们的意见和举止会使人们觉得可笑，为同时代的喜剧所诽谤，但他们是一些超越常人的人，过着一种特殊的、仿效不来的生活，目的在于追求某些崇高的，不做一般应用的说教。蒙田所痛斥的学究则是那些闲聊着哲学而无所事事的人。这些人不爱交际，不能胜任公共职务。他们空有一肚子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也没有很好地从这些知识中获得营养。而只是一手转一手，唯一的目的是卖弄好看、和别人应酬，用它编成一些离奇的故事或有趣的小说，就像计数器中伪造的钱币，本身没有任何用处，只能用来算帐和计数。蒙田引用西赛罗的话说，“他们学习说别人的话，而不是说自己的话”。这些学究知识非常丰富、而判断力是空虚的。 蒙田引用方言说，那些自以为有学问的人是“用文字打上记号的人们”。的确，其中大多数人连普通的常识都没有，这些人搜集了漂浮在他们记忆表面的荒谬的知识以炫示自己和乱下判断，他们永远纠缠在自己的胡言乱语之中。他们不懂怎样去实际运用自己的知识。蒙田说，这些学究的头脑充满了繁琐的法律条文，但是对于手头的案例一无所知。 蒙田对旧的经院主义教育培养出的学究的抨击同拉伯雷一样是无情的。这种培养学究的教育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经院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山目光短浅、胆怯畏葸、行动迟钝的学究，这种学究，“从书本中拾取知识，永远停留在嘴唇上，只是为了吐出来，传播四方。” 这些学究“辛苦劳动、勤奋工作、只是去充塞自己的记忆，而理解力和良心却任其空虚，就像鸟儿到处飞着啄食谷粒、没有尝一下就去喂它们的小鸟一样。” 蒙田说，看看那些只读书本的学生吧!当他在一个学究手下管教了十五、六年之后，既不能从事实际的工作，也不能适应社会。从老师那儿只学会了以虚俘而无实在意义的零星知识去故作时髦和盛气凌人。这种教育扼杀了人的生机。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学究们，对国家社会毫无用处。蒙田引用他人的话说：“我憎恨这样的哲人，他对自己并不贤明” （二）新人理想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蒙田提出了他的理想的教育目的。 对经院主义教育的批判、对经院哲学家式的学究的抨击均是为资产阶级新教育，资产阶级新人的树立扫清道路。蒙田赞同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看法。色诺芬认为、波斯人有一种优良的制度，其他国家教儿童文学，而波斯人教儿童德行。接着，蒙田引证柏拉图的话说，波斯王子出生后，交给德行威望很高的人，其任务是使王子体态优美，发育健全。“七岁时，教他骑马打猎十四岁时，把他托给四个人：即一个全国最贤明的人，一个最公正的人，一个最有节制的人和一个最勇敢的人。第一个人教他宗教，第二个人教他正直和忠诚，第三个人教他成为自己欲望的主宰，第四个人教他具有大无畏精神”。 这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蒙田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造就空有一肚子知识的学究，而应该使人有理解力、判断力。良好的德行，并能把知识应用于实际的人。 蒙田比较了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他说，人们通常会到希腊的其它城邦去寻访雄辩家，画家和音乐家，但是到斯巴达去寻访立法家，法官和将军。并且还说，“在雅典，人们学习说得好，但是，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做得好；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从诡辩派的论争中解脱，打破强词夺理的诡辩的欺诈，在斯巴达，人们学习怎样摆脱淫乐的诱惑，并且以大无畏的勇气战胜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在雅典，人们为空洞的言词而绞尽脑汁，在斯巴达，人们的职责是探究具体的事物；在那里，口舌永远在喋喋不休，在这里，心灵不断地受到训练”。 从蒙田所作的比较可以看出。蒙田所强调的是教育要培养出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真正的“人”。要培养出具有开拓精神的资产阶级事业家、而不是迂腐的学究。 蒙田从他的个性自由的信念出发，礼赞资产阶级的新人。他曾说道，“在一切形式中，最美的莫过于人的形式。”而这种美的人必然是身体力行，具有办事能力的人。他特别重视知识的践行。为了说明这种把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新人，他举了阿基米德的例子。在罗马入侵犯西拉古斯时，阿基米德不得不放弃他在书本中的沉思默想，运用他的知识制造一些可怕而奇异的机器用以保卫他的祖国。可是，他本人却看不起这些制造品，认为自己仅仅充当了技工的角色。这些制造品只是无足轻重的实验和玩具而已，并认为这些制造品“亵渎了他的艺术品的尊严”。蒙田却认为，阿基米德把知识应用于实际，说明“他们在科学上是伟大的，那么他们在行动上就更要伟大。” 因此，理想的新人应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付诸于行动，具有开拓精神的资产阶级新人。这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三）学问之道 怎样才能避免学习上的“纨袴习气”呢？蒙田认为，不仅要抵制任何坏教育的影响，而且要寻找新的方式使其成长。“仅仅使我们的教育不糟蹋我们，那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我们变得更好。 ” 1．在蒙田看来，学问之道首要的是反对浮夸和鹦鹉学舌，应该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不加深究地相信别人的意见和知识，那是一种无用的和肤浅的学问。如果总是讲这些是西塞罗说的，那些是柏拉图的风格，这些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那自己又说了什么呢？自己做了什么呢？作出了什么判断呢？蒙田认为，这是鹦鹉也能做到的事。 蒙田讲述了一位罗马富翁的故事，这位富翁本人不学无术，花钱雇佣了各门科学的专家。当他需要某方面的知识时，就把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专家请出来，代他写文章、作诗等。他所需的知识都藏在仆人的脑子里，而他竟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学问。蒙田说“那些把学问藏在他们豪华的图书馆里的人正是这样”。 他还给我们打了一个比喻说、当一个人需要火时，他到邻居家里去取火，看到那里火烧得正旺，就坐下来取暖，而忘了应取火回家。那些对知识不求甚解的人不正是这样吗？！蒙田说：“虽然我们可以藉别人的学问而成为博学之士、我相信，我们只能藉我们自己的智慧而成为明哲”。 2．学问之道重在理解。蒙田主张深入理解所学知识，把知识拥为己有。蒙田说，“如果学习不能使我们的心智变得更好，不能使我们的判断力更加健全，我宁愿我的学生把他的时间用在打网球上。” 蒙田引证古希腊诗人的诗说：“离开理解力知识没有什么价值” 蒙田十分重视对知识的理解。他问道，如果理解不和知识结合，知识有什么用处呢？“仅仅把知识拴在心灵上是不够的，应该融合到心灵中去、不应只是把心灵着一下色，而是必须把它染透。如果不能改善心灵的不完善的情况，最好还是任其自然。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足以阻碍和伤害它的主人” 。如果它落在笨拙的和不娴熟的手中，正如西赛罗所说，“还不如没有学过的好。” 的确，要想把所学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思想意识，只有借助于理解和思考。一个人头脑中装满了知识，但缺乏健全的判断力、无法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正确的判断、那他的知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蒙田把培养判断力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也作为做学问的重要条件。蒙田甚至认为理解力比知识更为重要。蒙田说，在任用官吏时，有的只考察他们的知识，有的则要求新官吏判断某些讼案，考验他们的理解能力。“我觉得后者比较正确。虽然知识与判断力都是必须的，缺少哪一个都会显得不完美，但是，事实上，判断力总应该比知识重要。没有知识，凭判断力还可以尽力设法应付，但仅有知识却永远做不到这点”。 因此，学习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对事物、现象、观念、理论进行判断。我们学习西赛罗、柏拉图的作品，必须得动用我们的脑子，不能一味跟别人跑，如若不是这样，学完之后，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只有认真思考、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作品，才能把这些变成自己的观点。 3．为学也应重视德行。品德优良之人才能正确地进行判断。蒙田引证西尼卡的话说：“自从人们变得博学，善人却少起来了。” 他认为，一个没有善的知识的人，其后任何知识都是对他有害的。 如果研究学问只是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是为了崇高的目的，那么，知识传授给他们，知识本身也就面目全非了。在蒙田看来，知识没有力量把光赐给原来没有光的心灵，也不能使一个盲人看见东西。他说、知识的使命不在于使人有视觉、而在于扶持，控制和指导人的视觉，以使人在行进时步履矫健。知识是良药，但是没有一种药被保存在污染的脏药瓶中能够不腐败变质而保持药效的。蒙田用大量的比喻来说明德行的重要性。“身体残废的人不适宜于做躯体的运动，同样，心灵不健全的人不适宜于进行理智的训练。衰败的、粗俗的心灵是不配研究哲学的”。 他认为，如果把知识传授给无德行的人，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说，柏拉图训练青年人的方式是对青年提出问题，叫他们判断人以及人的行为。如果在他们谈话中赞扬或贬责某个人或某件事，他们必须说明理由，通过这种办法，立刻可以磨炼他们的理解力，同时，使他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 4．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实际中运用。蒙田引西塞罗的话说：“我们不仅必须获得智慧，而且必须运用智慧。” 他认为，那些仅宣扬正义成为一种学问而从不准备实行他们的演说家是可笑的。他说，柏拉图曾讽刺过那些最自命有益于人类，但在行动上一无是处的学究，知识不仅教人正确地思考，而且应教人们正确地行动。 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人们的视野大为扩展。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求的不再是迂腐的学究，而是有实际动手能力的商人、实业家。因此，给教育也带来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一开始就设法引导儿童懂得有效用的知识，不用道听途说和死记硬背的东西，而用行动的试验来教导他们。不仅用言词和教训，而主要用榜样和工作来生动地陶铸他们，这样做一定会使知识不是仅仅藏在他的记忆中，而且形成为他的脾性和习惯，不是获得物，而是成为禀赋”。 因此，在这种时代要求下，蒙田用赞扬的口气提到了阿基米德用他的知识捍卫祖国的业绩。有了丰富的知识，同时具有健全的理智和理解力、德行，最终还得把知识和智慧运用到实际中去。知识，不能成为学者的私有物，知识、理解能力不能成为书斋中的游戏。蒙田引用一位罗马诗人的话说：“不能利用自己智慧的哲人什么也不懂。” 蒙田在《论学究气》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教育思想。其中的名言和警句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蒙田是文艺复兴后期重要的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他虽未直接参加教育实践活动，但却用犀利的笔锋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的经院主义教育，经院主义的学究，呼唤新时代的学人及学风，他关于教育的许多见解闪烁着真知灼见。但并未上升到理论高度。因为用的是散文的形式，因而，理论性不强。不过，蒙田的思想对后来法国启蒙运动起了酵母作用，直接孕育了一代反封建启蒙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卢梭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绅士教育目的论成为格克绅士教育的先声。（刘会增）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