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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儿童的教育》是蒙田散文集中的第一卷第二十九章。在此文中，蒙田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教育观。《论儿童的教育》这一篇散文被收进中译本《蒙田随笔》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也收进了王承绪从俄文版《蒙田散文集》中转译过来的《论儿童的教育》。《论儿童的教育》全文共3.2万字。 《论儿童的教育》的副标题是献给富华夫人第亚娜·哥松公爵夫人。富华是法国11—15世纪的一个大家族。第亚娜是哥松公爵路易·富华的夫人。路易·富华和他的两个兄弟从小就是蒙田的亲密的朋友。《论儿童的教育》是蒙田为哥松公爵的儿子制订的教育方案。所以在文中，蒙田充分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教育原则。与蒙田的另外一些论述教育的文章相比，如《论学究气》、《父子感情论》、《我谴责教育上的一切体罚》，此文更集中反映了蒙田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系统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方案、其中很多思想也是适于一般儿童教育的。蒙田提到，有些看过《论学究气》的人认为，他应发挥文中所论及的儿童教育方面的思想。故而，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写了这篇散文，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儿童教育方面的思想。 （一）理性与经验：教育的基础 在哲学上，蒙田是一位怀疑主义者。他的怀疑主义有深刻的思想根源。怀疑论的开山鼻祖是皮罗。蒙田信服的一位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写了一本《皮罗学说要旨》，详细介绍了皮罗的怀疑论思想，这对蒙田影响很大。恩披里可是一位对蒙田影响至深的怀疑论者。蒙田曾把恩披里可的名言，“我不置可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蒙田也非常喜爱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一句名言、“我爱知识，也爱怀疑”。 蒙田从历史上的怀疑论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怀疑论中找到了抨击经院哲学的工具。 蒙田的怀疑论的确又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蒙田反对传统，不迷信权威，抨击一切虚假的教条。他的怀疑是一种思想方法，以求通过怀疑去达到真理。他常常反躬自问：“我知道什么呢？”由此把研究导向探索自己。他说：“我思考我自己”，“我研究自己，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通过研究自己，使人约束和克制自我，从而达到精神上的独立，以认识人类自身。蒙田的怀疑论是对旧思想作斗争的思想试器。他反对旧的思想权威，强调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探求、理解新知，以达到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他的怀疑论的最终导向。蒙田攻击了一切唯书、唯上的学究，摧毀了旧的教育基础，那么，新的教育精神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蒙田曾说，我们的心灵确在随别人的意志而行动，被迫听从别人的幻想，服从别人的权威、被迫屈从别人空洞说教的引诱，同时又不得不重弹老调，我们没有自由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活力和自由全都消失了。蒙田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正是自己。他引证西塞罗的话说：“教者的权威常常阻碍着要学的人。”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人就不可能自由。蒙田不迷信权威，反对传统的偏见，倡导人运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事物，“绝不能仓促地下判断”，而要经过理解，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意义。 的确，他的态度又并非怀疑一切，在他的行文中，一再引证古代名哲的名言佳句，借以说明他所要讲的道理。他反对的是盲从而不求甚解。他说：“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东西，也寻找不到什么东西。” 蒙田曾以蜜蜂为例，蜜蜂采花酿蜜、采的是花，但后来生产了蜜，蜜是他所有的。因而就不再是百里香之类的花了。借以说明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理解，才能获得真知。只有理解了已有的知识，才能使它变成自己的知识。他说：“真理和道理是属于一切人的，它们并不专属于至今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也不专属于此后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 他认为劳动、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一个目的，即培养他完美的判断力。而这种判断力的获得即是要求人以理性为指引，智慧地生活着。他援引一位哲人的话说：“理解力能看清一切、听到一切，理解给一切带来益处，它安排一切，推动、统帅和管理一切。” 怎样才能训练判断力呢？只有通过诸如旅行和历史所提供的生活经验。丰富儿童的经验是教育的基础。他认为教育的适当开端应通过儿童与其同胞的交往来进行。他建议儿童从幼年起就应去旅行以认识世界，使学生学习各国语言，认识到生活的艰辛。其主要的价值还在于使儿童从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中摆脱出来，在旅游中培养正确的判断力。”总之，我愿意把这个世界结构作力我的学生的精选的教科书，那么多奇怪的性格，各色各样的宗派，不同的判断，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法律以及奇异的风俗习惯，它们教我们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启迪我们的判断力去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天生的虚弱。” 与世界上其它的知识比较、在某些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的历史知识。柏拉图曾说，历史是斯巴达人保留给他们自己的唯一的学习。借助于历史，学生将熟悉历史许多全盛时期的最可尊敬的人。蒙田说，对于能学习历史的人，那就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了。如果把历史仅限于事实和日期，那么，历史就会变成一门枯燥的学科。但如果把历史作为训练判断力的材料，教儿童做历史的裁判者，象普卢塔克利用历史知识那样，那么，历史就会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是能阐明人类本性的最深奥、最隐密部分的学科。 这样，通过旅行和历史学才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有了健全的理性、判断力，了解了自己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什么是学习的范围，什么叫勇敢，什么叫节制，什么是公平，野心和贪婪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判别真正地、完全的知足的标帜，一个人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畏惧死亡、悲痛或羞辱以及怎样可以避免或忍耐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才可以教学生各门学科的知识。 （二）人文主义教育原理 文艺复兴是一切人类精神觉醒的运动，是对狭隘的中世纪精神进行坚决的批判，是对更丰富、更充实的个人生活的一种尽管模糊、但却是迫切的要求。文艺复兴初期的口号是“回到古代去!回到古代的文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去!”而到文艺复兴晚期，教育改革者的任务就不再是简单地回溯过去。晚期的运动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对于普通生活权利的坚决要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世俗青年进行教育的需要。这种教育要培养的青年人，既不是以后的教会执事，也不是书斋深处的学究，而是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优秀公民。教育日益世俗化，教育思想也逐渐从注重脱离实际生活的学术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而此时的教育与其说是培养专门家、学者，还不如说是培养一群以学问装饰起来的、精明能干的绅士。绅士教育的风气逐渐养成。蒙田的教育理想即是培养这种资产阶级新精神的绅士、事业家。蒙田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阐述知识与智慧的区别。他认为，学习的用处，不是使儿童成为有学识的人，而是使他们在处理生活事务时，变得更加聪明。这种充满人文主义新精神的教育，正是蒙田极力提倡的。蒙田从教育对人的影响方面，就教育的一般方法，阐明了一些教育的基本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应顺应儿童的发展，适应儿童的能力。在蒙田的思想体系中，崇拜自然是他的一贯思想，他针对当时教育普遍抹煞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提出“最高的训练，就是依顺自然”，自然是我们伟大的母亲，而要把儿童教育成人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儿童年幼时天性的征兆是不固定的，他的性情多变，前途未卜，任何人都难于作出最确定的判断。因此企图用同样的内容和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具有不同智力和不同素质的儿童，往往会导致失败。儿童的心理倾向如此不确定。因此，教师应仔细地观察儿童，以便了解他的才能，根据他的才能，加以引导。因为，强制心智的自然倾向朝哪儿发展是很困难的。故“一开始就应该按照他所教育的孩子的能力施教” 教师要善于掌握分寸。“要懂得如何支持儿童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他们的行动，又该如何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是一种高贵的精神的标帜，也是一种坚毅的精神的结果。” 蒙田又出人意料地说道：“尽管有很多困难，我认为应该教他们学习最好的最有用的东西，不要相信我们所肤浅猜测的在他们幼年所具有的令人喜爱的前兆和令人淆惑的预测，” 当然蒙田并不是说要学生必须学习教师要他学的东西，而不顾自己的爱好。蒙田的高明之处在于，教师在传授这些“最好的、最有用的东西”时，应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意见，看学生能否再现所学的东西，通过这些以发现学生的真正兴趣之所在，从而相应地调整教学。如果我们不顾分寸，就会经常坏事。 其次，反对溺爱，反对对儿童娇生惯养，“不同意把一个孩子挨紧抚抱、娇养溺爱，使其在父母的膝上长大”。 他引证罗马诗人贺雷舍斯的话说，“让他在露天、在充满失望的事情中生活。”他对父母溺爱给儿童带来的恶果作了深刻的分析。“父母天生的慈爱或柔情，甚至对最聪明的人，也往往觉得是那么懒散和过于啰嗦，因为父母们不能也不想制止、纠正或惩罚他们孩子的过错，他们也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教育得那么吝啬，一点儿也不懂得规矩、而且很多时候必然会碰到一些危险。” 父母看到孩子受点累、出点汗、就心疼不已。殊不知，在温室中长成的花朵是经不住人生之路上的风吹雨打的。蒙田说道，教师对于儿童应有最高的威信，但由于父母的溺爱和他们的经常出现，教师的威信受到了阻挠和挫顿。同时，整个家庭成员表现出的对孩子的宠畏，及孩子对家庭财产希望和权势的了解，这都是对年轻绅士进行正确教育的不小的障碍。 再次，反对暴力和强迫，他反对的理由不仅仅是严厉的惩罚会使人高贵的本性堕落和迟钝，重要的是惩罚会摧毁所有学习的愿望。蒙田反对强迫的机械式灌输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剥夺了学生独立工作的自由。那么会使学生变得更加奴性、更加懦怯。蒙田坦率地承认自由的教育对他产生的影响。“因为在幼年时期，我是在一种自由和轻松的方式中接受教育的，那时，我从未遭受过任何强迫服从之苦，因而，我变得不会认真努力和刻苦训练。我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它是自己的主人，并且，它习惯于使其自身忠于职守。” 这种教育给蒙田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蒙田说，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宽严结合，而有些人不是亲切地邀请儿童参加学问的宴会，只是以恐怖和冷酷对待他们。他愤怒地谴责当时大多数中学所实行的所谓纪律。他说：“这是被逮捕的青年的一间真正牢狱，由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放荡，而是惩罚了他们，他们就变得放荡了。在他们将要上课时走近他们，你只能听到受折磨的儿童和怒气冲冲的教师的鞭打声和大声争吵，他们想诱导年幼而胆小的儿童读书，但是面色严厉，蹙额，手持戒尺，这是多么大的距离啊!呵，这可恶而有害的教学方法!” 他接着说道：“要是看到学校和教室里点缀着绿色的树枝和花卉，而不是血淋淋的桦树枝，那该多好呢？” 在蒙田看来，惩罚和死记硬背都会窒息儿童的天性。蒙田说，教育儿童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和爱好，否则，我们将只是教育出一些满载书籍的傻子。凭着棍棒的力量，在他们书包里装满了给他们保存的知识。因而，他倡导乐学。他说，充满智慧的哲学讨论，总是愉快、欢乐的。 第四，蒙田主张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主张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锻炼学生的判断力。他引用毕达哥拉斯的话说，我们的生活好象奥林匹克竞赛的巨大的、人数众多的集会。在那里，有些人希望取得优胜的荣誉，勤奋地锻炼身体，另一些人贪图盈利，带了商品去兜售，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最坏的)并不想寻找什么好处，只是注意一切事情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原因，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作为别人的生活和行动的旁观者或观察者，以便更好地判断和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行动。蒙田引证罗马诗人的诗句说，一切最有益的哲学论文，也即是最好的教育应该教导学生：“什么是正当的愿望，金钱有什么真正用处，应该把什么供献给亲爱的朋友和祖国，上帝希望你成为怎样的人，给你放在怎样的社会地位，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着什么目的而生存。” 的确如此，判断力是服务于人生的。有了健全的判断力，才可以谈得上知识的获得、理解和应用。 儿童要把知识变成个人财富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理解所学的知识。教师应采取多种方法，如谈话法、讲授法等，教儿童学习各门学科的知识。蒙田批评过去的教师，“在学生耳边喋喋不休，学生好象向漏斗里灌东西似地听他们讲课，而且学生的任务仅仅在于复述他们学过的东西”。 而蒙田主张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自觉性，按学生的能力进行教学，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教师的工作仅仅是开路和引路的工作。“有时候给他开路，有时候要让他自己去开路”。 在教学过程中，蒙田要求学生不仅能复述教师讲过的东西，而且要求学生懂得所学知识的意义和实质。“在判断学生的收获时，不是用他的记忆来证明，而是用他的生活来证明。他应要求学生把他新近所学的东西用很多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在很多不同的学科中去应用它。从而了解他是否懂得所学的东西，并使其成为自己所有。 理解了的东西还得进行练习，无论哪种动作或事物，都足以代替书本。要教人舞蹈而不让人练习是荒唐的。同样，教人进行正确地判断，教人流利地说话也要让人进行练习。 最后，蒙田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说：“在人类，生之者易。但是，既生之后，要把他们教育成人，该有多少悉心的养护，多少辛勤的培育和多少疑惧每天在等待着家长和教师呵!” 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完全在于导师的选择。蒙田说，我宁愿推荐一位心神镇静、稳健的导师，而不愿推荐一位头脑塞得满满的人。“我还是喜欢有智慧、有判断能力，习惯文雅和举止谦逊的人，而不喜欢空空洞洞，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要要求他在履行职责时，能采用新的方法。” 蒙田所推崇的教师正是这样一位人文主义的新老师。 （三）人文主义教育内容 蒙田同一切人文主义者一样重视广博知识的学习。他反对学生成为书本的奴隶，但并不反对读书。他有着人文主义者一样共同的理想，认为应学习巨大而广博的世界。但他的突出特点是，不单纯地欢呼，礼赞新知，而是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去看待新知，反对花十五、六年时间进行学究式的学习，反对人过度地沉溺于书本。他认为当时的中学，使青年越学越糊涂。他说：“至于我们的年轻绅士，无论是房间、花园、桌子、床铺，无论是独个儿还是与人们一伙，无论是早晨还是夜晚──所有时间；对他都是一样、所有地方对他都是书房。” 因而，学习无时不在发生，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学生来说都是“书房”。主张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探索一切事物的性质和原因。” 发现周围任何罕见和独特的东西。蒙田提倡学习现实的事物。因为大自然是美好的，现实事物充满清新、活泼的东西，这与书本中满是中世纪的教条、迷信和荒诞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他主张把自然、社会、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 走出书房、走出学校，去读自然与社会这本大书。到各地参观旅游是重要的教育内容。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界和学术界继承和光大了中世纪大学生游学的传统。恩格斯曾说过，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这些巨人们无不到过许多国家，无不会说四、五种语言。蒙田自己也到过意大利等国家观光考察，受益匪浅。因此，他主张把出外游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他说：“学生到国外旅游，和人们交谈来往，主要地应该观察和能够谈谈他们在这些国家所看到的人们的性情、举止和习俗，能够更加知道怎样和别人的机智摩擦一番而使自己的机智犀利起来。” 他希望从婴儿期就开始出国旅行，这样，不仅增长了见识，还同时就学会了语言。 通过旅游而观察事物，研究人和物，这些都是人生实际所有用的知识。他认为文字与事物相比，事物更为重要，文字是为事物服务的。在学习中，应以事物为主，而不要注重那些强调纯粹词汇的学科，如逻辑学和语法学，反对进行空洞的语言文字学习。他说：“我们花了四、五年时间去理解空洞的文字，把它们联成短语；然后再花四、五年时间写成论文，分成四、五部分，至少还得再花五年时间，我们才能初步地懂得如何把它们很好地混合、联接和交叉起来，成为精巧的形式和连贯的整体”。 他认为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的语言学习，是无意义的。他引证苏格拉底的话说，凡是一个头脑里有着清楚和活跃的想象的人都容易把它表达出来。他又引一位诗人的话说：“一旦事物已先考虑。表达好的言语就自动流出来了。” 当然蒙田并不反对语言的学习，只不过更重视教育环境，重视用新的方法去进行语言学习。 蒙田没有正式提出学校应学习的科目。他没有象拉伯雷那样列出了种类繁多的课程表。除语文外，他讲到可以把逻辑、自然哲学、几何、修辞学等教给学生。蒙田认为，哲学作为判断的创造者和习惯的形成者，是儿童的主要课业。学生首要的任务是去学习人生哲学。 蒙田认为，学习哲学并不是去学习诡辩式的经院哲学。他认为正是玩弄诡辩才阻断了通向哲学的道路。他说：“教导我们生活的是哲学，同时，无论婴儿和其他年龄的人，都能清楚地从哲学得到教训。” 蒙田用赞许的口吻引用普卢塔克的话说，亚里士多德并不以三段论式的艺术或几何学的原理去浪费他的伟大的学生亚历山大的时间，而是宁可用有关英勇、勇猛、宽宏大量和自我克制以及不知恐惧的自信等有益的格言去教导他、也即是引导学生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理性成为儿童人生的主要向导，使儿童追求德行。 在此文中，蒙田随处都流露出对德行的景仰。在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中，焕发着新的人性光辉。他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强调以自然为准绳的享乐，以享乐主义代替禁欲主义。蒙田认为应该合乎自然地生活着，人应该积极地去过现实生活，适当地追求合于自然的享乐。教师应指导学生，使学生心中充满对德行的热爱和敬畏，追求德行并不难。他用诗意般的语言形象地描述道，德行并不定居在一座峻峭的、难以达到的高山之巅，而是立脚在一块美丽繁荣而又充满欢愉的平原上，占有一座大厦，只要知道通向她宫殿的路，任何人都很容易接近她。因为通向她的道路，都是清新、浓荫、碧绿和芳香、多花的道路。她反对一切刻薄、严肃、恐惧和强迫，自然作她的向导、幸福和欢乐作她的伙伴。蒙田说，苏格拉底被称为最有德行的人，就是自愿地，真诚地抛弃一切强制，走他自己愉快、自然而公开的前进道路。他认为人们应该依靠慎重和节制获得德行。通过旅游，观察别人的仪态、举止，也会使儿童学会嫉恶和向善。在所有德行中，蒙田特别提到谦虚，不固执己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及正直等品德。 蒙田十分重视体育锻炼，他说一切运动和锻炼，如长跑、击剑、音乐、舞蹈、打猎、骑马，都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一部分。心智的培养固然重要。但是，“只使他的心智健全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他的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要心智一身二任，未免太难了。” 儿童必须体格健壮才能承受住学习和生活的沉重负担，儿童必须忍受身体锻炼的痛楚和艰难。 蒙田认为，智育和体育必须紧密结合。他希望儿童的外表、态度或礼节和身体及心智一起形成起来。蒙田说：“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决不能把两者分开”。 他还进一步引证柏拉图的话说，心智和身体决不能一个得到训练，而另一个没有训练，两者同样需要指导，好象两只马合力拉车一般。他重视体育运动，认为心智和身体都会在体育运动中得到锻炼。 总之，蒙田在《论儿童教育》中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教育思想。尽管没有参加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不过，他写下的这些名言警句却发人深思、至今仍不失其光泽。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蒙田的通俗著作中，“包含着文雅、机智和有益的东西” 但黑格尔又说，这些是属于“健康常识”之类的东西。正是这些“健康常识”。使人们从中世纪的精神重压下，嗅到了清新、活泼的空气。 蒙田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他的人文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他的理想新人是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绅士。他以散文的笔调阐发了一些人文主义的教育原理、原则，关于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论述也颇多真知灼见，然而并未上升到理论高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均是时代的局限造成的。 但蒙田的绅士教育目的论，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非宗教的教育，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起了垫基石的作用。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后来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及洛克与卢梭影响很大。（刘会增）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