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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不可能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很难培养他们对文化和科学的热爱。这种教育不但没能使他们享受到幸福，使他们成为身心健康的人，反而给无数青少年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学校以极端功利的手段让学生疲于奔命，教育给他留下的记忆会是什么呢？“教育GDP”对人的伤害，迟早会显现出来，时间越久远，越难纠正；错误的教育比没有教育更可怕，它会长期潜伏并起作用，一点点地腐蚀人的灵魂，一点点地毒化社会风气。“文革”前和“文革”10年中的教育，对伦理道德体系的破坏，对人的灵魂的扭曲，留下了数不清的麻烦。当今社会各种落后粗野的现象以及种种病症及伤痛，其实是几十年前错误教育的后果。 同样，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会在未来的年代显现出来。这是教育必须对民族未来负责的依据。具体而言，如果一名高三学生整天追求“考高分”，他不可能飞得高、走得远。当他只知道“多考一分就能压倒一千人甚至更多人”的“硬道理”时，他的胸中已没有责任这粒种子的位置，不可能有值得记忆的教育之美。只有竞争，不讲合作；只求成功，不计手段。当极端利己主义的功利教育在全社会蔓延后，一个民族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教育精神被腐蚀，教育生态被污染，后果比天灾更可怕。 已故教育学家张焕庭先生谈到旧时代的教育时说，当时办教育的人可以分为三种：教育家、教育官和教育商。他的分类，好像至今仍然有意义，只是如今的“教育商”和“教育官”个个都称自己是“教育家”，明明不懂教育、不爱教育，却一心一意地玷污教育。在一个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完全可能存在文化教育大倒退的危险，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 教育的性质和经济建设不同，教育必须经历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突飞猛进”；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或分数，很难“量化”。教育在当今所做的一点一滴，其作用很可能在久远的年代后才看得出来。2000年，我访问1949届校友袁隆平时，他坦言当年从中大附中毕业时，有些科目成绩并不好，但他一直保持着童年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这些禀赋又在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中发展为独立思考的习惯，形成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又使自己明白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的经历曾引发我对基础教育性质的思考，让我想到，学生最重要的学习动力在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热爱”。 教育，正是在为民族的未来播种。 我们还能为教育做些什么 我们不能因为学校的生源差，就用加班加点的办法来“缩小差距”；不能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就用超负荷的作业去折腾学生。 面对愈演愈烈的“教育GDP”，我们需要有危机意识，需要行动，不能把问题全都推给下一代，推给未来。我们这一代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办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不能因为办学条件差，就实行非人道的教育；不能因为学校的生源差，就必须用加班加点的办法来“缩小差距”；不能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就可以用超负荷的作业去折腾学生；更不能因为要那个眼前的“教育GDP”，就可以无视一代人未来的幸福，无视民族的未来…… 作为教师，我们缺少控制局面的能力，甚至对一所学校的办学道路也无力干预，这不是教师无能，是体制的制约让教师的思想和智慧变得无足轻重。然而，教师可以影响学生，可以在他们的心里种下理想和信念。虽然坚守教育良知的教师往往陷于困境，但即使这样，他们的课堂仍然遵循教学规律，按常识办事。他们的人格为学生所敬佩，他们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他们的教育精神会给学生留下长久的记忆。 为了在困境中站直，教师要有自觉学习的意识，在学习中寻找并充实自我，在实践中发现创新。很多青年教师是从应试教学的环境中长大的，但他们通过不间断的自觉学习，从阅读中了解了基本的教育原理，在实践中有自己的发现，从而树立正确的教育信念。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们能抛弃个人利益，忠于教育理想。这些人虽然未必得到现行体制的客观评价，但是如果能少受干扰，他们的自我提升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形成积极的改革力量。 我们郑重其事地思考一些问题：用目前这种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学生，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这样的学生，能否担负民族进步的责任？如何在更大的格局下考察当下追求“教育GDP”的可能后果？ 我们的社会可能需要一次教育启蒙。（王栋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