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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任鸿隽的教育思想(3)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北方教育 佚名 参加讨论
(三)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
    任鸿隽有多篇文章专论或涉及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他考察了西方大学的起源,谓西方称大学在英语曰University,德语曰Universität,法语曰Universitos。在12 世纪时,一称学校内之一群人,有授学位之权耳。其后学校组织愈完,规模愈备,乃为学校之专称。其义为大、为通,盖言无所不备矣。故设科不完者,盖不得为大学。大学与分校(College)异。分校为教授一科或数科之处,大学则必萃人类所有知识以设教。是故其教为高等以上之教育,而其科目不出一科或数科者,则皆谓之分校。其分校所授关于某项执业如工、商、医、律者,则谓之专校。必合各分校与专校而总汇之,乃得谓之大学。自组织上言之,分校为大学之一部,大学为分校之全体。分校与大学,盖一而二,二而一。他追寻了大学发达的原因与知识和财政有关:
    大学者,知识之府也。对于既往,大学为其承受之地。对于现在,大学为其储蓄之所。对于将来,大学为其发生之机。国无大学者,其知识必无由进,而文明之运,乃等之不可知之数。虽然,大学者,又知识之产物也。今夫学术歧出,异流而同源。譬如一本之树,枝叶扶疏,方向各异,而其根则一。众学之间,不能无彼此关系,亦犹是也。
    至于财政上之关系,合之则费省而效巨,分之而费奢而效小,此生计学上之定理与大学之组织亦呈其效。大学之趋于完备,生计学所谓“大事业之内益”实左右之,或非妄耳。(pp.106-107)
    任鸿隽揭示,目下国内大学的大病正在没有做到一个“专”字。此处所谓“专”自然是指高深的“专”,而非指那单简的“专”。高深的“专”,我们要假定它对于基本的功课,有彻底的了解与确实的训练。对于专门的功课,曾做过广博的搜讨与独立的研究。这与所谓“课程的统系化,常识化,精攻不令偏枯,深入方能浅出”根本有点不同。一种学问,无论是自修也好,教人也好,必定要有心得,有源头,方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单靠口耳分寸,展转传述,自修固不能有成,教人尤不易发生信仰。(p.453)于是,他给大学下了竖、横的定义,并对前者尤为强调:严格说来,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称为大学。这个定义,可以说是竖的定义。它是以程度的高深来定大学的标准的。我们教育部近年规定大学的组织,要有三个以上独立学院的方才可称大学,其余凡只有一个独立学院的都只能称学院。这是以范围的广狭来定大学的标准的。这可以说是横的定义。横的定义,虽然可以革除许多组织不完、规模不备的野鸡大学,但对于提高大学程度的一层并不发生影响。不特如此,有许多学校,因为要勉强适合教育部的规定而保存一个大学的名称,于是本是工科学院,而无理地添上些文科理科。结果,大学是成功了,而学科程度则毫不加提高,甚且因经费少而设科多的原故,大学的学科反而比专科的程度更低。(pp.509-510)任鸿隽的这些话是在70 年前说的,不知底细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某个今人说眼下的事呢!
    任鸿隽还谈到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应该从三方面考虑,即学校的地点、组织和分配。他在逐一详细考查之后得出结论:似乎通盘筹划一个国立大学分布的地点,整理现有的组织至最经济、最有效的限度,而且注意学科的分配,使各大学能因应时势的需要,得到平均的发展,方不失“合理化”这三个字的意义。(pp.531-535)
    任鸿隽对专门教育以及师范教育也很关注。他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曾对专门教育予以界定,并特别指出:“实业教育占专门教育之重要部分,故实业教育于教育上之位置亦从可知矣。”实业教育之勃兴只不过是近数十年之事,其理由在于:1)自科学发达,新制迭出,工业革命之大力,既扫荡全世界一新其面目,国于其间者,社会组织遂不能不因之变更,而以实业家为之中坚。为社会发达计,势不得不注重实业教育矣。2)实业之位置既高,其组织与制造之术,亦日趋于繁衍而奥邃。3)社会愈进,生计愈高则人之待于物产者亦宏多。他接着论述了实业教育之意义和范围。实业教育,在赋学者亦相当之职业,而非即职业教育与职工教育。实业教育实兼造成实业上之高等人才,司发纵指示之役,及具开创建设之能者者而并包之也。所谓实业教育者,举其类则有:专门教育(凡高等以上之实业教育皆属之)、商业教育、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室家教育(凡剪裁缝纫调制和保存食物之职,不在家庭厨舍之内,而自成一业者属之)。自其程度别之,则有如大学内之实业专科,中等实业学校,初等实业学校,补习学校等皆在其内。实业学校的种类及统系由最低之初等至最高之专科,大别可列为七:最初实业教育,一曰职业前之实业教育(prevocational industrial education);初等实业教育,一曰介立实业学校(intermediate or separate industrial school);中等实业教育;职业学校(trade school);半工学校(part-time co-operation plan);续习学校(continuation school);高等专门学校。实业教育有其特殊性质,以普通教育之制驭实业教育,无当也。实业教育之要点是:1)实业教育,高等者必兼虚、实、狭、阔四义。何谓虚?谓物理、化学、算术、图画诸科学,凡为制造工业所基者,其要义理论不可不习也。何谓实?工场经验,为必要不可缺之需求,非是无论其理论学科如何美备,不得为实业教育。何谓狭?学者当专学一门,以求至乎其极。凡其藩内之事,无不豁然贯通。何谓阔?学者于一实业,不但既其内蕴,又当通其外缘,期能随处取材以增进实业之效率。若是诸义,诚非一蹴可跻,而以高等实业教育揭橥者,不可不勉。2)中等者须与地方情形相协适,而无冠履入越之讥。中等以下之实业教育,期目的不在得事业界之头脑,而在得心知其意之工人。3)实业教育之组织,当以其目的以定学科之范围,设备之繁简,铺张门面,与因陋就简,皆非事之善也。4)实业学校之教师,当取老于实业之人。此理甚明,然行之非易,一以适当之人不易得,一以即有其人亦未易罗致也。任鸿隽还就中国实业教育现存问题做了分析,提出注重高等(非谓中等以下无足轻重)、以切于实用为贵的看法。(pp.124-132)
    任鸿隽对农业教育似乎情有独钟。农业教育是什么?他用简单的一句话做了回答:是利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故农业教育是应用科学的一种,这是第一个重要性质。第二,农业的性质,无论什么新法与研究,要有大规模的应用,然后有效能可言。所以农业教育的最后目的,就在它的最大应用。这两点若不顾到,而高谈农业教育,是无异于扪龠谈日的。他进而表明农业具有与工业教育的最大差别在于,工业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几个工业家以建设一些新工业。农业教育的目的,若仅仅在造成几个农业家以设立几个新农场,不用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即使达到了,我们仍不能说是农业教育的成功。因为农业教育的效用以普及于多数农人为目的,少数人的独善其业,于大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由此观之,国内的农业学校,都不免有两重大失败。一是现今的农业学校不能造就农业专家。一个农业专家,必须自己来自田间,或者对于农事工作有相当的关系或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与此不沾边,学成之后去干祖传的“士”的职业或做任何不用手而用脑的工作。另外,农业学校自身和实际农业的隔离。学生只从书本学习舶来的或理论的知识,回到乡间就有邯郸学步之叹。农业学生不能业农,不能不说是农业学校的第一个失败。由此引出第二个失败,那便是农业不能改良,不能把研究结果利用于大多数农家。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农业学校的职责:造成研究的人才,养成许多推广的人才。第一种人才,是属于学术研究的,需用较少,但造就较难。第二种人才是属于组织及行政的,需用较多,但造就较易。一个农业学校,最好能兼筹并顾,尤其要办好学术事业。任鸿隽进而阐明了农业教育的三个阶段:关于学术的教育,关于训练人才的教育,关于普及农民的教育。他说,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可以用学术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故农业教育是近代教育统系中的一个苍头特起的异军。学术研究,是农业教育的根本,但在事业性质上,不能像一般教育之过求普及,不能降低程度标准。要把少数专门研究之结果,应用到成千累万的农家,这是农业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推广人才的养成所,可以是高等农业学校或农事试验场,他们对于农业的专门技术,有相当的心得与训练,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在实际研究的空气中养成出来的。普及农民的教育似难而实易。困难的是农民人数太多,知识太低,不能强聒不知,家喻户晓;容易的则是农人所注重的是实际利益,有利之事自然会争先恐后,服从指导。研究之事应属于学校,推广实行之事应属于试验场。根据目前情况,应有轻重缓急,前者应取集中政策,后者应取普及政策,二者应该相携并进。此外,农业学校的当局和教员应当使他们久于其位,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故,不可轻易变动。因为一种农业的试验,每每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动辄人事变动,往往使其功亏一篑。(pp.444-450)
    任鸿隽对师范教育的存留与否也很关注。他通过考察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提出师范教育是否必须要一个特殊的大学来实施与进行?也就是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学来代替?他的讨论从师范教育的内容入手。在他看来,师范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本身,如外国语、国文、算学、物理化学等等,这是所以为教的。一是技术的训练,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种教材的选择运用等等,这是所以行教的。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等,这是教授法、教材选择等等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成为少数学者的专业,普通做教师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了解,但不能作为一种普通的训练。知识的本身,实在看不出普通大学与师范大学有什么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技术训练也不是两种大学的分别问题,而是某大学的教授是否良好的问题。教育学的研究,有蔚成专业的可能,对其研究应该而且必要,在普通大学中研究并不比在师范大学中吃亏。他得出的结论是:凡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与研究,无不可拿普通大学来代替。自然,这并不是说普通大学的功课即等于师范大学的功课,而要经过相当的斟酌损益,方能适合于师范教育。可见在原则上,师范教育可以在普通大学进行。至于实际改革应该如何着手,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pp.451-45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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