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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1895一1931)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字子毅、笔名代英、天逸等。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1917年10月与黄负生等人发起成立武汉地区最早的进步团体“互助社”。1918年秋中华大学毕业后任该校附中部主任。“五四”运动时，他是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20年与林育南等一起创办进步团体“利群书社”，同时创办了黄冈浚新小学及利群毛巾厂、织布厂、工人补习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创建湖北地区传播新文化的阵地。1919年10月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1月担任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教员。1921年7月又与林育南等在浚新小学创办“共存社”。同年10月应邀至四川任沪州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后任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因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被捕，经吴玉章保释后任成都高师、重庆西南公学教员。1923年夏应邓中夏之约赴沪任上海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政治经济概况》等课程。先后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执委、执委，同时兼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杂志。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兼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海执行部秘书，并与茅盾等组建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5月起又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员，讲授《中国史概要》并兼任中共两广区委青年部长等职。同年底与邓演达等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并任总政治教官，同时又与陈毅等组成中共军校党委，领导军校党团工作。1927年4月又受聘为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兼职教员，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5月率领由中央军校学生改编的中央独立师粉碎了“夏斗寅叛乱”，巩固了武汉国民政府。曾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中共第五、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不幸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英勇就义。 恽代英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侵略、封建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论(包括国家主义教育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教育著作除了《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之外。还有《家庭教育论》、《论统一的教育行政》、《改良私塾刍议》、《学校体育之研究》、《不用书教育法之研究》、《学校与职业一贯论》、《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民治的教育》、《打倒教会教育》、《革命运动中之教育问题》等等。 《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是国家主义派教育家余家菊、李璜两人有关论述国家主义教育的论文集，1923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恽代英在认真研读此书之后，不同意他们书中的某些观点，于1923年12月6日撰写了《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一文，发表在《少年中国》1924年2月第4卷第9期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一些教育问题的看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国家主义派在教育问题上的原则区别。该文曾被收入《恽代英文集》、《中国现代教育文选》等书中。该文阐述的教育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主义的教育，不应当从中国民族特性或东方文化上立说” 恽代英虽然对《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教育”的提法基本赞同，但却认为，该书虽屡言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屡言中国的民族性不一定全坏，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民族性好在什么地方都很少说到，令人读来感觉近于“虚骄牵强”。所以，作者认为，民族性的教育应根据中国民族性的哪一点来施以陶冶是很成问题的。 恽代英认为，当时谈东方文化最著名的是梁漱溟，然而梁所说的东方文化“实不如索性说是孔家文化、佛家文化。”中国人不一定有孔家文化精神，孔家文化的精神，亦不一定中国人有。若把孔家文化精神当作中国的民族性，“于理似不妥洽。”恽代英认为，所谓民族性，“实则系由各民族经济状况所反射而形成的。”除了气候、山河等影响于一般精神之外，生产的方式方法也给人的心理以很大影响。作者对中西民族文化精神进行了比较，强调说，普通所指的西方文化，常常是指他们“机器生产、大量生产下的心理生活。”他们的那种“计较心”、“冒险”、“奋进”，实在是为了适应于他们那日新月异的“文明”进步，“求免于生活落伍所不可少的条件。”普通所指的中国文化即“中国人的雍容不迫”，只不过是几千年“安定而单纯的小农业、小工业的产物”。作者并不否认一般圣哲的教训对民族心理文化的影响，而只是强调生活、生产方式所给的影响最大。他认为，“在生活方法没有什么要求冒险、奋进的国民，希望他们接受西方化是不容易的”。而在与西方文化接触时，“仍提倡他们保存那种中国化更是不妥”。 恽代英主张，中国必须由小生产进为大生产、由手工生产进为机器生产，以免于外国经济侵略。山小生产、手工生产所反射而形成的国民心理(即庸愚怠惰)决不可以“提倡而发挥”。所以，作者认为，从民族性或东方文化立论来说明国家主义的教育是不妥的。 作者认为，要打破国人妄自菲薄、崇拜欧美的迷信心理，“不在拘泥于赞美自己的民族性，而在揭破欧美社会的污秽龌龊，并不惜痛与一般洋奴学者以惩创，使他们不能迷惑国人。”同时要特别提醒国人，西方文明“全在剥夺弱者”。中国要“自免于为弱者”，必须学习欧美的生产方式、方法并尽量避免其生产方式、方法带来的弊害。他认为，中西文化“不是程度上有高低”，而是在性质上属于完全不同的种类，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方法所造成的。要与欧美争存，不能不采用欧美生产方法和酌量移植一些欧美文化，但这不是说我们是劣等文化的民族。我们若采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便可有欧美生产增多、品质改良的优点又无他们国际侵略、劳资争斗的劣点，并且“将还要证明我们是优等民族呢”。 要救国，最重要的是指示国民在经济上“为争存的奋斗”，恽代英认为，“夺回关税主权”、“努力从事于大量生产”是救国“最要的一着”，“亦是国家主义的教育最应注目的一点”。 （二）“教育方针，宜明定在用以救国，不应仍游移子和谐的或专门化的教育” 恽代英认为，当时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救国的人才”、“别的话都不免有不合时宜之诮”。 作者认为：庚子赔款是外国列强“加于我们不义的胁迫”，我们本应直接拒绝，不能承认其“假退还之名”，“行其文化的侵略”。但中国内政不清明，所以“终无以对外为强硬的抗议”，“终无以禁他人文化侵略之阴谋”。鉴于此，作者提出：“今日莫急于借教育造一般能肃清内政，力争外交的人才”，其余都非急务。 当时主张给青年以“一种均衡和适当的教育”者不乏其人，恽代英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中和教育，必然是无效的教育”。本来中正调和的本性是很可宝贵的，但在今日“此等人决不能胜遗大投艰之重任。”我们要培养“反抗性强”、“切实精密”、“能奋斗不倦的人”；至于抵抗力不强、奋斗不能持续的人，必然会在种种外力、内力层层压迫之下“失其所守”。 作者认为，急要的“专门人才”是“能革命的人才”，是革命中与革命以后能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以指导国民行动的人才，是能善于运用国家政权的人才，其余人才均非急要。作者批评了那种不注意中国社会现实只空喊着要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现象，认为，能够解决“政治如何能入轨道，各种经济政策应如何分别轻重缓急而措之实行”的人才方为“中国救亡不可不有的人才。”若有了此等人才，则其它专门人才“本国亦不必遂无有，即令无有，取之他国，则楚材晋用，亦非不合理之事。”所以，作者认为，“中国今日的教育，宜单纯注意救国的需要，才能举救国的实效。”并强调指出，我们最需要的是如何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知识或者是最能鼓舞国民的历史、文学教育，“不可以职业化、机械化的教育”为满足。作者认为，“民治的国家，人民的政治知识比一切还要紧”。所以，把政治知识传播给国民也实在要紧得很。一般教育家于此所负的责任比传授一点吃饭的技术还重要得多。 （三）“但只同情或自爱的教育，不足以救国”。 恽代英认为，提倡同情自爱的教育以救正国人不爱国的观念，这是不错的。作者也认为，当时国内教育不注重国文、史地，而只使学生疲精劳神于数学、外语，实在很怪诞的现象。国内布满了自我离异、自我菲薄的论调，亦实在使一般国民的爱国心有渐次堕落的可怕倾向。但作者指出，国家主义派只提倡同情、自爱的教育，只道着了问题的一面、做了一半功夫，故恐所言不生效力。 恽代英认为，“国的经济背景若是并未完成，希望用同情自爱等教育养成爱国的观念”是不可能的。中国在外国经济侵略之下，家庭工业被外国大工业打破，关税受外人挟持，市场对外国无限制开放，各省的人除了有相同的历史、文字及尚未忘掉的天朝的荣光等观念外，交通不便、语言各异，加上洋货的输入，使经济关系更加疏远。如此，而欲爱国观念如孝之观念油然若生于天性谈何容易。再者必须明白，“国内私利的冲突，固然也出于爱国观念薄弱，但其中一大半仍由受外资压迫所驱遣”。若不能打倒外资压迫，“使自己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而只空谈消弭国内冲突，恐不能生效，国人就不会“能有很够的爱国信念的”。正因为“国内分离与自卑的空气，是外力压迫所造成”，所以必须取得经济独立，“中华民族才能独立”，中华民族的精神才能完全恢复常态。 （四）“基督教挟经济优势以传教，非中国经济独立不能将基督教根本打倒” 恽代英认为，基督教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个可怕的问题，完全由于他们在“全国经济上挟着优势”，教会学校学生的出路、教会或青年会的介绍职业，与外国人攫取中国权利彼此有相对应的关系。基督教的势力完全建筑在经济上面，不是基督教使中国人心理上奴服于外人，而是外人以经济利益诱饵我，以经济上的贫困压迫我，遂使国人产生托庇于教会的心理。基督教必须攻击，但非经济上争得独立，恐不易攻击得倒。 （五）“要用教育救中国，须先知中国究要如何才能得着经济独立——才能得救” 作者认为，“要求经济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成功了如何才能求经济独立更是一个重大问题。若不说如何才能求经济独立，“而欲恃教育以求经济独立、以救中国，必为不易成功的事”。恽代英指出，必须知如何能求经济独立，然后才能知在此等独立运动中，须要有何等品性、知识、才能的人；然后才能知要施何等教育以为国家培养这种人。恽代英对国家主义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今人惟其不能知此”，所以，他们虽开口闭口总说“教育救国”，然而他们专给学生一些不痛不痒的学术品性，结果或禁止学生过问国事或引得学生只知羡慕外人、蔑视自己。或养成学生一些消极态度；再不然，亦只是使学生习染一般虚骄浮夸等恶习，究于救国全无益处。 （六）“教育应多注意天性较厚的人，但这不必拘定他是何种阶级的子弟” 恽代英认为，无论缙绅子弟还是农民子弟，“一样的不能说他们都可造，亦不能说他们都不可造。”对于脆弱狡猾的人及“只可培植来粉饰太平，万难希望他支持大难”的人无注意的必要。作者希望一般教育家能“三复此言”，并主张，“我们所应注意的，是不拘他属何种阶级的子弟，只要他感觉灵敏，情感纯挚、意志强固、气质朴实，便应当加以特别的陶铸。”对于所谓不注意的，作者认为，“不是不要他受教育，不是说不应当加以普通的训练”。他所强调的只是“应在不使学生觉得的范围内，多注意可造的人”。鼓励其“才识的上进”、“品性的改良”，保证其“不因为微细可以原谅的过失甚至于并不是过失”而被别的教职员所压迫斥退。 （七）“与其单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教育，不如从情理两方面用力” 恽代英认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难能的美德，孔子所以称为中国的圣人。若要人人有如孔子之美德，然后中国才可有得救的希望，这等于说中国的得救已是无望的事了。作者认为，“与其提倡不要打清算盘的美德，不如仍就事实上把中国人零碎所受宰割的苦痛，以及中国完成独立的可能，详阐于国民之前。”恽代英赞成用历史、文学的教育“发达国民对国家的感情”，使其在“理”上感觉到必须为国家奋斗，在“情”上亦不能自禁其起而为国家奋斗。这样的话，比徒然用一个义务观念迫使他更可靠得多。 “五四”之后，人们已普遍关注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问题，其中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论十分流行，国家主义教育学说即是较有影响的一种。1921年之后的几年中，国家主义派开始大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他们空谈要通过民族性的教育、同情自爱的教育、和谐、专门化的教育来“确立国格”、“阐扬国光”，“确立国基”、“以维国脉”。如何教育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如何引导人们正确理解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是当时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以恽代英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抓住这一问题，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即是一篇战斗檄文，它从若干方面批判了国家主义教育学的错误主张，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阐明了教育与社会根本改造的关系，认为，要使中国社会得到彻底改造，光靠教育改良不行，实现经济独立才是根本的解决方式，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来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基础；而国家主义派谈到救国，却不从政治革命、经济独立、抵抗外国侵略着手，只是空谈教育救国，实际于救国全无益处。 作者在指出政治革命对改造旧社会重大作用的同时并没走向另一极端、完全抹杀教育的作用。他只是强调，不能让一般国家主义派或其他改良的政党包办教育、贻误青年，只是强调教育要革命化，要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要为社会现实生活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最急要的是要培养“救国人才”即能够把握政治经济局面而且“反抗性强”、“切实精密”奋斗不倦”的人才。 恽代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伟大教育家，本文所反映的作者的教育思想、主张即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从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时代的迫切需要来阐发教育，把社会实际和教育实际相统一来考察教育改革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家主义教育学的批判表明了共产党人在教育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最为迫切的社会根本改造上来，教育了广大青年，推动了教育与革命发展的进程。（刘立德）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