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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楳(1899—1977)，中国教育经济学家。他在本世纪20年代，曾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写过《乡村教育新论》(上海民智书局)等论著。他从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教育的背景，于1932年写成《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中华书局)，在书中提出一种“经济观”，认为“今后中国教育之设施”，“当以经济的标准为衡”，“力求历程之经济，不宜稍有浪费。”其后，他继续立足于经济来观察中国的教育。 1934年，古楳将几篇研究教育与经济问题的文章辑成《中国教育之经济观》一书，开创了中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先河。他还说：如果他本人能够有机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将“再作一本较系统的、较为严格、较具积极计划的《中国教育之经济学的研究》。” 古楳所谓的“教育之经济学”，是“以‘经济’为出发点”，“站在经济的立场上来观察中国的教育，推论中国的教育”之学。按照他自己的解释，“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宜依据国民经济的状况，一方面须研求教育历程的经济，而最后更要注意培养经济的能力”。他构想的这三个方面，也是现代教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1934年)从经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的出路问题，主要有下述三方而的内容： （一）办教育“宜依据国民经济的状况” 古楳认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对社会经济状况应有相当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脆弱，其社会生产是“单纯再生产”(简单再生产)。他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的人均财富少，工作效率低，劳动人民耗尽全部劳动仅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这种情况是由于帝国主义作祟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经济基础所致。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教育只能为巩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他指出，本来办农校是为让人获取“资格”来从事农业生产，而当时的教育却使之成为人们获取“资格”来榨取人民的报酬和升官发财的阶梯。这种情况“是社会环境使然的”，“不能穷教育之不善”。 在这种情形下，古楳并不指望“教育救国”，他认为，教育家不要希望“贪天之功”，把教育看作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工具。他认为，教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过只是作用力的一种，教育是起“助力”还是起“阻力”作用，还要看社会上其他“力”的作用如何。因而，古楳认为，“在教言教”是不行的，教育者要有经济的观点，要明确教育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决定教育应如何去办。 古楳还提出，施教要考虑人民的经济能力。他针对当时的乡村教育运动，认为发展乡村教育的中心问题是要考虑乡村人民的经济能力，认为乡村人民迫切需要的是生存下去，在他们看来，若今天饭都没得吃，还讲什么受那种奢侈浪费的教育。他引用全国23省调查统计，当时耕种30亩地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的70％，其中有许多佃户还要向地主交租，遇上天灾人祸，他们连起码的最低生活也保证不了，一则拿不起学费，再则需子女帮工劳动，劳动人民出卖血汗所得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养家糊口，还有一部分人连这起码的生活条件也保证不了，哪里有钱来受“舶来品”之教育呢？从各地工人工作时间说明，工人(含童工)每年要工作320天，每天要工作11小时，那有时间、机会和精力来受教育呢。古楳主张，改革这种教育，切实考虑劳动人民的经济能力，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建立适合劳动大众需要的教育。 （二）“研求教育历程的经济” 古楳认为，中国当时的生产效率非常低，影响到教育领域也不重视效率问题。他提出，办教育必须“研求教育历程的经济”，应当在经费、劳力、时间与机会方面谋求最小限度的耗费，在生产的效能与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他认为，乡村教育的问题多，人材少，经费绌，如不注意“经济”，结果，教育的效率一定很微。以前办的教育所以失败，便是浪费极多，效率极小，因此，大家不相信教育有功效。 他指出：“一般办教育的人，往往只知道经费不可浪费，而不知设备上，材料上，方法上……已经有许多浪费了。所以，今后要想改造乡村教育，发展乡村教育，应当注意‘经济’的原则，……极力减少教育上的一切浪费”。 （三）办教育“更要注意培养经济能力” 古楳指出，“中国向来的教育都是以养成‘治术人材’为目的，而不在造就‘技术人材’以致用的；换句话说，就是养成统治阶级的预备军──士大夫，而不在造就从事生产的专门知识分子”。 古楳认为，发展生产“最难求的是人才，是真人才，是学识经验兼富的人才，是以事业为前途肯奋斗肯耐劳的人才”。他以江苏、广东等地农民出捐纳税及受教育状况说明，当时的教育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反而“协同其他反生产力的要素，促成破产”。他认为，“中国目前之教育，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足以适应国家之需要”，并且，教育设施与国民实际生活不相应，学非所用，这既阻碍了教育的发展，也影响了“实业”的发展。 古楳在三十年代，在以《中国教育之经济观》为代表作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中，触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搭起了一个有系统的理论框架，是他对教育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与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和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发表的《人力的资本观》(1935年)相比，他们的开拓性成果大体处于同一时期，虽然在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分析上，古楳逊于两位外国学者，但在构想学科内容的框架方面，却胜过一筹，而且最早提出了“教育之经济学”的学科名称，这是中国学者对教育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一大贡献，在从近代教育经济思想发展为现代教育经济学的历程上，树立了一块具有国际意义的丰碑。（刘源鉴）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