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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已经过了80多岁,5岁入塾读书已经77年过去了。“文革”期间作为“牛鬼蛇神”挨批挨斗以及下放劳动，不敢摸书，也谈不上读书了，可是旧习不改，被某些人士目为“贼心不死”，还是偷着藏着掖着读一点东西。比如，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于道泉老师给我的练习英文的读本），从书中得到许多知识和乐趣。另外，我还把敦煌卷子藏文原文，抄成小卡片放在兜里，在农田工作之暇，或者是在厨房里帮厨劳动的空档，掏出来琢磨琢磨。都是精神上的慰藉和支持，几乎是忘记了身在“牛棚”，觉着能活着还是美好的、有希望的。这是读书对我心灵上的抚慰。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感谢读书使我度过痛苦的人生阶段，走向未来。 不由得想起，北京图书馆（我们习惯于叫北图），堪称我的“精神家园”。1951年，从南方负笈北京，住在北长街78号后院，那是班禅大师在北京的办事处。由于许多藏族人士和家属在那里工作、生活，可以说是少有的藏语学习的环境。就在这里，我迈开了学习藏语的第一步。因为靠近北海的北图，近水楼台，几乎一有空闲就到北图去读书。当时，精神上的愉快、思想上的振奋，难以言表。回忆起来，在那里真正享受到读书的快乐，还和馆里的管理人员混得很熟。那里是书的海洋、书的宝库，过去许多想看而不可能看的书，却能在这里借到、看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家住安定门，离北图远了些，一有机会都来参加北图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比如，在李煜词的讨论会上，作为听众我听到了郑振铎、冯雪峰、何其芳一些大家的发言。特别是王仲闻先生，我知道他是安定门邮局的工作人员，谁知道他是王国维（静安）先生的二公子呢。他的发言语惊四座，有很卓越的见解，令人叹服，经久难忘。像这一类的学术活动，逐渐演化发展为“文津讲坛”，这是拜时代所赐，对读书人，特别是穷苦的读书人、青年学子，提供了多么好的机会！ 记得年轻时候读过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很有感慨，深知穷苦读书人的痛苦和愿望。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如今，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强调民本思想的新时代，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100多年的血与火的锻炼,多少读书人、志士仁人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洒热血、抛头颅，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古今中外的知识传承，通过读书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了！发明了公共图书馆的这种思想，实在是非常伟大，成全了多少读书人，是功德无量的。袁枚先生地下有知，也可以另写一篇“借书记”了。 现在公共图书馆的事业，成为国家一个重要的文化部门。春雨润物细无声，将会灌溉培育文化苗圃里的一代一代的新人。以丰富的新时代的知识和本领，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光荣的责任，走向新的巅峰！ 最后，还是希望读书、读书、工作、工作，与时俱进！ 作者：王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