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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清代教育家、思想家。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出生于乡村塾师家庭，少随父习经书、学八股。咸丰八年(1858年)17岁时应童子试，未中。同年冬到上海学商，开始学习英语。咸丰十年(1860年)在宝顺洋行轮船公司任职，开始了买办生涯，并向英国人傅兰雅“学习英文，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之后又经营茶、盐贸易。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任英商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经理，工作很出色。以后，他开始向近代工、矿、运输业投资。1880年后历任上海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办等职。在与外商接触中，他逐渐认识到，外国侵略者的通商是“渐夺中国之权利，并侵中国之大地”，“致华人谋生之计日穷。”他怀着强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把开办轮船招商局当作是气“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的一项良策。为了发展中国的航运事业，他倡议设厂自造轮船，办学校培养航运人材。这反映了郑观应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他由买办思想转入民族爱国思想的开端，他以此而成为清末洋务派一些新式企业的筹办者、企业家。 郑观应处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加剧，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他从戊戌维新变法的失败教训中认识到，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压抑，民智未开，人才缺乏，政治改革因而收效甚微，他主张应先办教育、开民智，而后再进行政治改革。他怀着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热切愿望，关心时务，学习西学。从60年代到甲午战后写了大量评论时政的文章，先后出版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书。《救时揭要》是郑观应目睹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又经过几年上海的经商生活的情况下写成的，大量篇幅是揭露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政治，并提出补偏救弊的兴时主张。《易官》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外交、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教育各个方面，其主旨是“自强”，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两部书出版后，很快就流传到日本和朝鲜，风行一时。《盛世危言》一书的出版，标志着郑观应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已经达到成熟阶段。这部书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曾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曾把《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光绪帝命总署印刷二千部分发给大臣们阅读，使这部书得以广泛传诵，“都中各处求索者络绎不绝”，甚至“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郑观应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创建新式学堂；提倡西学，主张将西学列为学校必修课程；重视女子教育。反映郑观应上述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著作，在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郑观应集》(上下)中包括得较全面。在陈学恂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中，也收录了郑观应的《考试》、《学校》、《西学》、《女教》四篇教育论文，现以此书收录的文章为准介绍。 《学校》。郑观应撰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文中提出广泛创设学校，充分传授西学的设想，详细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反映了清末早期改良派在教育上的主张。 中国近代教育自1862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后，就朝着西化的方向走，它的发展道路是曲折而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受认识西方的程度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这个矛盾一直贯穿着近代教育发展史，在这样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以郑观应为首的改良派独树一帜，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建立新学制以培养人才，要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比较早地倡导女子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郑观应是改良派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了八股取士的弊病，提出了增添以西学为考试内容，以改革封建科举制度的思想。但他也意识到，在旧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尽管“文、武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恐未必能与正科并重。”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虚妄无实的教育，非创建新式学堂不可。在他的《学校》篇中，则提出了广设学堂，传授西学的设想，以图彻底改变封建教育的现状。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不可能充分认识到清朝封建统治的本质，只是力图从教育上来革新社会，尤其是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教育之后，完全被西学所吸引，他的一系列思想也无不打上深刻的西学烙印。 在《学校》篇中，他开篇就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把学校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他介绍了德国强迫义务教育的状况，“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以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对德国推行的这种政策称颂不已，希望在中国也能实行，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思想是有根源的。普及教育问题最早是在欧洲提出来的，十八、十九世纪，正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兴起和确立的时期。资产阶级要生存和发展，仅仅有文化上合格的劳动者为它效劳是远远不够的，它还要求有以自己为首的民族国家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为此，对全体社会成员从小就要进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教育，培养他们热爱和保卫这个民族国家，并进而为这个国家的向外侵略扩张作山牺牲。这正是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积极实行普及初等教育的一个极重要的动机。马克思在谈到当时普鲁士的教育制度时曾正确地指出：“那是专门培养优秀士兵的。”因而，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取得胜利，与其说是决定于战场，不如说是决定于课堂，决定于成功的普及教育的力量。作为清末的一名进步官吏和实业家，在当时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环境下，郑观应是极力推崇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学校制度，正是基于这种“图强”的思想意识。 在《学校》篇中，郑观应详细叙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从学制的性质、任务、学习年限、课程内容、教学形式、考试方法，及各国教育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西方各国教育人才之道，是通过学校、报馆和图书馆，一是专门教育，一是公共教育，而学校教育是最重要的机构。在文章中，他介绍了西方的学校体系：一是初学(即小学)，招收七岁至十五岁的儿童入学，粗习文算、地理、史志，“聪颖者可兼学他国语言文字”。二是中学，招收十五岁至二十一岁的学生，分门别类地学习各种知识。三是上学(即大学)招收二十一岁至二十六岁的学生，学习专精的专门知识。此外，还有技艺院、格物学院、武学院、实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即艺术学院)、律乐院(即音乐学院)、师道院(即师范学院)、宣道院(即神学院)、女子院、训瞽院(即盲人学校)、训聋瘖院(即聋哑学院)、训孤子院、训罪童院(即犯罪儿童教养院)、养废疾院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各类学校都有专职教师。大学教师必须是“名望出众，才识兼优者”。学校实行班级授课制，依次递升，学习内容包括算学、理学、重学、格物、史鉴、地舆、绘画、各国语言文字等，而且书籍、图画、仪器等设备无一不备。 郑观应根据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学制的要求和建议，他说，“夫欲制胜于人，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而后能克敌”。这一思想，则具体反映在他的《易言》那部书中，在《易言》中，郑观应把“变通”的眼光集聚到书院上去，要求把中国传统的书院纳入近代学制的范畴。第一，在省会、京都设立两级书院，两者相互衔接。第二，增加两学课程，并列举了天球、地舆、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语言引政事、文字、律例等科目。这些，已含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科学门类的内容。第三，赋予书院培养和选拔两项职能，书院的考试对学生的出路有直接的鉴别功能，表现了他选才于学校的理想。这些都是与《学校》篇相互映衬补充，形成郑观应的教育思想体系的。 《学校》一文，对西方学制介绍尤详，但对其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不足，这也反映到清末学制的制定上照搬照抄国外学制系统，没有中国特色等问题上。尽管如此，《学校》一文在短少的篇幅内反映了早期改良派教育思想的特点：注重新式学堂的建立，倡导西方学制，提出以教育改良社会的愿望，在洋务派与维新派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对中国近代学制的产生和颁行具有重大的影响。 《西学》，郑观应撰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本篇与《学校》等郑观应的教育论文相互映衬，反映了早期改良派的西学观。 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中学”与“西学”的问题，自鸦片战争后就提出来了。鸦片战争时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提出“西学”的问题；洋务运动时张之洞则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把它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仍提“西学”、“中学”的问题，可见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西学”与“中学”之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顽固派敌视“西学”，反对向西方学习，清朝大学士倭仁上书皇帝，说设同文馆，教外国语，学习天文、算学等西学，就是变面从夷，其结果将造成“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他们视“西学”为不要父母、不要君上，“奇技淫巧”的邪说，反对革新教育。针对这种情况，郑观应在《西学》一文的开篇，即驳斥了那些“自命为正人者”的顽固派“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荒谬言行，称这些人是在“君父之有危疾”时，“抑痛诋医”“坐视其死亡”的蠢货。认为西学“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渭也。” 在文中，郑观应反复强调讲求西学的重要性，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而移之于重西学。”要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必须依靠“西学”。这正如严复所强调的“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只有用“西洋之术”，用“通达时务之真才”，方能救国图强以御外侮、“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可见郑观应的思想正代表了改良派的思想观点。 《西学》篇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打破了洋务派对西学的狭隘理解。洋务派本着“变器不变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提倡西学，他们认为，“洋学实有踰于华学者”，所以应“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因此“精熟西文”，学习西方人所擅长的产测算之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乏法”，通晓“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对于“机器，重学、算学、化学、电学，有心人诚当急为讲求”。并认为对于西方科学技术，“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继而仿效西方相继开办了水师、武备、电报、医学等新式学堂。郑观应所主张的西学与洋务派不同，不局限于学习格致制造的狭隘范围。他认为，天学，“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地学，“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他所主张的以天学、地学、人学为范围的西学，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科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学科。这正如与郑观应同时代的陈炽所主张的“有益于民有益于国者行之，否则斥之”，这是十种全新的观念。突破了“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框架。 《西学》篇也反映了郑观应为代表的改良派在“西学课程化”上所作的努力。西学的课程化过程艰难而曲折。一方面，它受传统教育体制的制约，开设西学只限于洋务学堂和少数书院；另一方面，一般知识分子一心求取功名利禄，醉心于八股试帖，就是在新式学堂中也是如此。如在广方言馆中，相当数量的学者“敷衍岁月，多攻制艺，不复用心西学”； 再者，封建顽固派的攻击反对尤烈。早期改良派力倡西学，实际上是对顽固派的挑战，他们提出学习西方的途径，除了译书、出洋游历外，更主要的是主张在学校中增设西学内容。王韬认为，西学皆实学，如算测、光学、化学、电学等都是有用之学，提出要在学校中开设文学、艺学两科；马建忠建议设小学和大学院，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驾驶制造之法，到了郑观应，随着系统学制的提出，西学课程也有了系统性。郑观应将“西学”列为他设想的学校必修科目。他认为，欲“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则必须“使之练达西学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知识。在他看来，“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我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这之中，“学其所学”正是提倡西学的主旨。 《西学》篇也宣扬了早期改良派的“西学中源”论观点。早期改良派总是以传统的眼光来观察西方文化，并力图使二者并行不悖。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学术都源于中国，西方的兴盛乃在于他们“得先王之余绪”，是中国圣道的直接延伸。因此，应该以圣道为体，以西学为用，使本末一致，体用结合。他们批评顽固派“用夷变夏”的理论，认为学习西学是寻求先王之学的复归。为了给西学的传播找到根据，郑观应在《西学》篇中认为西学是中学固有的，“星气之占，始于臾区(相传为黄帝臣)，勾股之学，始于隶首(相传是黄帝臣)，地图之学，始于髀盖(即周髀算经和盖天之学)，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并将公输子、墨子、诸葛武侯作为机器学的创始人，等等。其他如化学、重学、电学、气学、光学也都源于中国。既然西学各科中国古已有之，所以学习西学实则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当然，他所列举的事实，有的属于传说，但也并非全无所据。“西学中源”论为西学的传播找到了“合法”的依据，对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西学”的重要，减少传播西学的阻力，郑观应在文中对“西学”与“中学”的关系做了解释，他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即可收“教学之效”。他是较早地论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家之一。 郑观应的《西学》篇，虽然存在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它宣传了西方教育的科学观，突破了传统的课程框架，对中国教育并始其科学教育改革的历程、推动西学课程化的进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西学》篇的阅读，应与《学校》篇等郑观应的文章对比参照，方能全面理解和把握。（吴 霓）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