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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中国教育的目标和任务：“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材”。容闳特别注重对国民的素质教育。1871年，容闳捐资在家乡珠海南屏开办新式学堂“甄贤社学”，这是他在国内开办国民教育的初次尝试。容闳提倡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他们不甘屈辱，勇于反抗外来压迫。容闳主张：“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这些观点，来源于容闳对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容闳希望借助普及新式教育，塑造国人健康人格，唤醒民族和民主意识的革命思想，具有一定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色彩，实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之先声。 （三）近代中国教育的模式与途径:以西方教育为模式，实行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容闳以西方教育为模式，主张普及年级制的学校教育，兴办机械、铁路等实业教育。这些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教育主张逐步被以后的中国教育界所接受或吸收，成为新教育的先声。例如，容闳把妇女教育上升到了事关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高度。他说：“中国要富强，必须教育她的子女，由母亲的‘胎教’开始，好好来教育他（她）们”，“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容闳并不主张全盘照搬西方。“予之教育计画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文化价值观上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容闳科教思想最具价值的文化核心。 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容闳的历史地位 容闳是以一个洋务派的面目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但是，他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派的范畴，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历史地位被长期低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容闳身上还有“洋奴”之嫌。而事实上，容闳是一位“胸怀松柏之志，常葆赤子之心”的爱国者，一生为了祖国的“文明富强”而颠仆竭蹶，殚精竭虑。 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容闳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更为清晰。我们知道，对一种文化的学习大体上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次第展开，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洋务派止步于“师夷长技”的器物层，容闳则抓住了与民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的教育制度，最早倡导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他的教育思想也处处闪耀着“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火花，其文化意义已经深入“精神层”，其思想深度甚至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肩。可以说，容闳是制度层、精神核心层变革的最早倡导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容闳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 近年来，容闳的历史地位被学术界重新发现，其思想实践也被重新解读，海内外也掀起了一股“容闳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4月21日在耶鲁大学演讲时专门提到了容闳，耶鲁向胡锦涛赠送的礼物是一幅容闳画像；美国哈特福德市于2004年宣布11月17日为“容闳日”；容闳还是塑像矗立在耶鲁校园的第一个中国人；同时，容闳的家乡珠海也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2003年出版《容闳传》，2004年底举办“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暨《容闳与科教兴国》学术研讨会”，2005年底举办第二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并赴美向耶鲁大学赠送容闳铜像。目前，珠海正在积极筹办中国留学生博物馆，致力于将珠海打造成为“留学生之城”。 纵观容闳的一生，一方面，他是一位热烈恒久的爱国者，另一方面，他又能够跳出“华尊夷卑”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科教兴国为切入点，努力寻求多元文化间的吸收借鉴与和谐对话，这种开放兼容的文化胸怀和文化风范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