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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立遗嘱将收藏文物悉数捐出 在深圳博物馆的密封珍品藏柜中，有一幅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的《竹石图》，家喻户晓的《咏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崖中。千磨万折还坚劲，任尔颠狂四面风”就题于竹石的右上方。这一幅珍贵的画便是商承祚上世纪90年代捐赠给深圳博物馆的。“光这一件，在当时就已经价值50万美元。”商承祚的学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炜湛说，这只是商承祚捐赠的珍贵文物中的一件。 无论是北京的故宫、历史博物馆还是广东的省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甚至是长沙、南京的博物馆，许多国内的博物馆都曾收到过以商承祚名义捐出的珍贵文物。“商老曾亲口对我说过，这些文物，传之子孙不如献之国家，传给子孙不知道哪一天被他拿去换钱了。”陈炜湛回忆。 这番话得到了商承祚之孙商尔从的证实，在他的印象中，祖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留下话，走后将文物捐献给国家。“祖父早年经历过战乱，看见无数的珍贵文物毁于战火，认为个人的力量始终无法将这些财富保护得非常妥善。”商家后人一直遵循着商承祚的遗愿，陆续将整理好的1200多件文物捐赠给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其中，一、二级文物超过60%。 商承祚的慧眼识珠让许多散落民间的珍贵文物回归博物馆，其中就包括两方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端砚之王。1951年，商承祚以160元的“天价”购得一方黑黢黢的砚台，随即告知广东省博物馆：“你们可携款到我家来取。”博物馆工作人员上门看后，认为价昂不要。商承祚也不急，淡淡地说：“你们何年来取都行。”两年后，博物馆终于来人了，原来那方不起眼的砚台便是广东三大名砚之首的“千金猴王砚”，平时通体黑色，并不引人注目，但只需用湿布擦拭，便能清晰地显现出生动的猕猴形象。十年之后的1961年，在商承祚的协助下，省博又以120元购得另一名砚“松鹤砚”。而另一方“碎石砚”却始终不知去向。 对于商承祚捐献的众多文物，商尔从强调“祖父收藏都是靠自己的薪金所购，而非有些人说的‘商氏是官宦世家’来自祖传。”商承祚好“淘”文物，早年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了买文物上。 虽然商承祚对朋友很慷慨，但对于自己和家人却有些“吝啬”。1972年，商承祚一家搬到中大东南区1号后，除了添置几张折叠坐椅和一张折叠桌外，就再也没有添置新家具，五六十年代购买的家具一直用到他九十年代去世。“祖父在生活上对我们的要求是节俭、爱惜东西、有条理。不能浪费，他用过的纸张，反面还用于书写，信封也是翻了再用。例如，在文革时候他所写的‘交待材料’，就是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论文的稿纸反面书写的。祖父家里有个旧的德国五音挂钟（听祖母说是在五十年代购买的二手货），挂在客厅的墙上，每周上一次发条，祖父年纪大后，不能爬上去上发条，每周总是督促我记得上发条和按电台报时校准时间。挂钟的发条断过好多次，他总是要找人将它修好。” 为保古迹，怒斥“唯上命是从，不是正气者” “独乐莫如众乐”，这是商承祚常说的一句话。从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到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脉相承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风骨，在这方面，商承祚无疑是最传统的践行者。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如果没有商承祚，或许就没有今天的陈家祠。上世纪80年代，已经年逾古稀的商承祚看到陈家祠、光孝寺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被占用遭到破坏，四处奔走呼吁：写信向省市领导反映情况，数次与文管会交涉，尽力取得媒体支持。经过他十余年的劳累奔波，这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得以收回。 在1982年至1984年的日记里，商承祚完整地记录了为中大西堂拆迁而奔走的过程。为了这座鲁迅、何香凝、周恩来、郭沫若都曾留下足迹的小楼免遭拆除，一向温和的商承祚成了“怒目金刚”。在1983年3月8日的日记里，商承祚这样写道：“与他们作了几年的斗争，去年曾将之上告国务院、文化部文物局”。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文化部文物局曾电函指示“西堂不能拆，如已动工，则立刻停止”。 因为和某些部门“对着干”，商承祚被扣上了“阻碍广东文化事业建设”的帽子。即便如此，当西堂被“违令拆除”时，他仍然力争不止，当面斥责拆除西堂的中山图书馆馆长“不问事曲直，唯上命是从，不是正气者”，还亲自去工地劝说，并两次用加急电报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和文化部，其中1984年4月13日给当时文化部朱穆之部长的加急电报电文长达174字。“那时候家里人的确会有看法，有时候晚上都快10点了，他都上了床，还有人来找他谈论西堂的事情，家里人担心他的身体。”商尔从说，无论是在家里讨论事情，招呼客人，还是往来的路费电报费，祖父都自掏腰包。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研究古文字的学者都是些严肃、古板、无趣的老头，但是商承祚却让人大跌眼镜。他爱玩、爱吃雪糕、爱摆弄新鲜玩意，一直保持着如孩童般的好奇心，是个永远走在时代尖端的“潮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