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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学海涌动热潮，泰斗、大师辈出，令人不由得想，除去社会上热诚奉迎、盲目鼓噪的声音外，对那些于当代文化学术真正有所建树、有所贡献的前辈学人，我们后生学子，应该抱有一种怎样的心智和态度，才不致辜负了前辈的真精神？ 严绍璗先生是比较文学、国际汉学界同行敬重的前辈学者。听他闲谈神侃，那是一次次“功夫在书外”的有趣收获，是一次次叩问先生学问人生的精神之旅、愉快之旅。 1959年春，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前夕，撰写122行长诗《向科学进军》，诗曰：“朋友，亲爱的伙伴，把眼睛放远些：看看东方的旭日，在怎样升起；望望月亮和你，到底有多少距离？……我们会有自己的星际探险队，去揭开大自然的一切奥秘！……”不必嫌51年前的诗句直白、幼稚，先生说：其实这种“建设文明国家”的志愿，一直在我心里，历50年而不变！ 1974年底，先生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走访日本各著名大学，他自述“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愤和惆怅融成难以名状的心情，于是，便开始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这成为他日后30余年坚持不懈、孜孜以求的学术信念。 同样值得一提的，访日结束回到国内，为了“洗涤从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污染”，先生接受上级安排，到北大锅炉房做运煤工两个半月，工作时间是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5点，而这期间的白天，先生仍继续频繁参与相关外交事务。如接待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参与接待以吉川幸次郎为团长的“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等等，夜晚与白天判若两人，先生对这样的角色变换，竟然适应自如，愉快胜任，更逐渐于内心培养起“超越当下意义，以多元文化视野”思考问题的自觉意识。 1985年，先生受聘为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半年，国门初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被日本国立大学正式注册聘为外国人教员。自此后，他先后30余次往返日本，在东京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佛教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处，或短期访问、演讲；或长期讲学、研究，成为沟通两国学术交流的桥梁人物。他的一系列东亚文学文化关系和日本中国学著作，如《日本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史》、《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这些在本领域具有划时代、着先鞭意义的著作，也一本本地应运而生。 2007年，历时20余年，倾一己之力做成的380万字大书《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终于出版，这是中日学界第一次对于日藏汉籍领域的全面梳理和记录。该书2009年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这是个人的殊荣，也是民族、国家的荣誉。就像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川芳郎所说的：“这本来应该是日本人做的事，现在由一位中国教授完成了。我为严先生感到骄傲”。 近期，将有先生新著《与历史悄悄对话——严绍璗北大50年亲历纪事》问世，关心先生学问、关注北大校史及学界旧事的读者，或可有所期待了。 严先生出生上海世家，祖父为沪上知名民族企业家，父亲毕业于震旦大学法文系，曾创办“中国艺术学院”。国人向持“精明的上海人”之认识或偏见，仔细想想，小精明自不足道，高境界的精明，应该是有审时度势的睿智，与物推移的圆融，超越一时一地的通达，再加上动心忍性的坚守。惟其如此，才能使人生如水般流动常新，如山般坚实厚重；才能在个人所从事的具体领域中，做出超乎常人的贡献。这或许就是智者的人生境界吧。 清人论学，多以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言之。在现代学术语境中，是否可以说，严先生的学问，以学术独立、理性批判为宗旨，以原典解读、实证考辨为方法，以专业工具书、史论著作为表述，他所追求的，正是一种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举的学术实践。 还是他自己的话说得朴实：“做学问，首先要对学术充满激情，不做心里就慌，就难受；其次没有一点奋斗、拼命的精神不行”。这或许正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写照吧。 今年适逢严绍璗七十初度，严先生正以他一如既往的敏捷的思维、洪亮的嗓音、过人的精力，步入所谓“70后”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