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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是著名诗人、文学史家、教育家林庚先生百年诞辰，本报特发林庚先生弟子马嘶长文，以致纪念。 林庚与清华北大校园文化 诗人、文学史家、教育家林庚先生漫长的一生，是在跃动着青春生命之火的大学校园和静谧幽雅的书斋里度过的。但他同常见的那些研治、讲授中国古老文化的学者们大异其趣之处，在于他虽也是以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要内容，但其影响所及，却又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和专业学术领域，而是超越时空地渗透、延伸、拓展、幻化于无限广阔的精神文化领地里去。他以自己新颖的学术思想、鲜活的审美理念、魅人的讲课风采以及有着独特探索意义的“另类”诗文，联系着一个不囿于课堂的莘莘学子群体，从而影响着那由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时尚、特定的大学精神文化资源和英姿勃发的青春审美意趣融汇而成的校园文化。他的文学史著述、诗文，乃至他的淡泊朴雅的生活习惯，潇洒又深邃的精神境界，皆是为万千学子所津津乐道，深为折服，并且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学习生活、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为学之道。而这些，又常是最先以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为载体表现出来。这是林庚先生的文学思想和学术精神最为难能可贵的独特之处。 这里所说的校园文化，是狭义的，指的是课堂教学之外以莘莘学子为主体的校园里的文化生活，举凡学生各种社团活动，乃至精神境界、生活信念、文化识见、学风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林庚先生1928年秋考进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转入中国文学系)，1933年夏毕业留校任朱自清先生助教，1934年初辞去清华教职，夏天任教于北平民国学院，后又任课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就读和任教于清华园，到2006年10月4日在北大燕南园家中仙逝，他的一生经历了七所大学的校园生活，他都同这里的校园文化有着诸多联系，并且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影响着他身列其间的校园文化的发展。其影响较大和深刻的当然是他生活得比较长久的清华、厦大和北大的校园文化。而他执教占生命二分之一还要强的北京大学，那就更是形成了一道极为迷人的奇观了。 林庚的诗文是30年代清华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之后，特别是1928年改办国立清华大学后，由于众多大师级学者和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涌进水木清华的清华园，清华的校园文化遂以崭新又独具特色的姿态崛起于东土，到了30年代又达到了新的高峰。林庚正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清华园，他很快便成为清华校园文化的骨干，为繁荣清华校园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校园文化，以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文、戏剧为其主体，音乐也是其重要部分。以文学为主体的清华校园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很为耀眼、颇显风骚的。而日益兴盛的师生社团活动，也多是以师生共同参与的文学活动为载体，它甚至是引导着中国文坛的前进脚步，促使文坛风气为之一变。 1928年年底由中文系师生合办的“中国文学会”，其目的完全是“研究文学，联络感情，谋求中文系的发展”。这“中国文学会”和它创办的《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后改为《文学月刊》)就成了清华校园文化中的翘楚而永远记载于清华校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之中了。 林庚在1930年从物理系转入中国文学系，其原因主要是兴趣的转移。正如他自己所说：“慢慢地我发现，有限的科学方法在无限的宇宙面前显得那样苍白。而艺术却是超越性的，艺术的感受刹那而永恒，能于一瞬见千古，于微小显大千，能使我们超越有限直面无限的宇宙。于是我转入中文系，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同林清晖的谈话》) 林庚转入中文系时，正是清华中文系在杨振声、朱自清等人的倡导与努力下，已经确立了“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办学方针，而且已出现了名师荟萃、繁荣活跃的局面，此时也正是梅贻琦校长殚精竭虑要把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之时。 梅贻琦的教育理念是“通才教育”思想，他除了重视各科的教学，还特别重视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建设和体育、音乐活动以及社团组织建设，因而也注意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林庚既爱好文学，又爱好音乐和体育，那些活动他都可能愿意参加，但他主要是参加文学社团的活动，而且成了当时清华文坛“复兴期”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 林庚加入“中国文学会”后，很快便成了她的骨干分子，1931年《文学月刊》创刊后，他是编者之一，更是一位积极的作者，从1931年到1933年毕业，他在清华的校园刊物(主要是《文学月刊》)共发表了新诗48首、旧体诗词20首，散文9篇，小说2篇，抒情诗剧一部。可谓相当丰硕，其影响当然也是很大的。 《文学月刊》每期都有林庚的作品，1931年发的都是清一色的旧体诗词，而从1932年起，又变成了清一色的新诗文了。这种变化是人人注意到的。这是因为，1931年和1932年之交，是林庚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也是他的诗作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9月19日，北大和清华等校学生便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9月30日，清华学生开始停课3周，进行集中军训。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林庚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全校军训同学写了一首战歌歌词，歌中唱道：“为中华，决战生死路！”这种慷慨悲歌的战斗情怀，同他不久前所写的那些缠绵悱恻之音是多么不同！ 11月15日，清华大学240多名爱国学生集体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林庚也是请愿团的一员，并参加了在南京的绝食请愿。从南京请愿归来后，他的思想情绪发生了较大变化。1932年1月，林庚写了《座右铭》一诗，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头所想和决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太多的灰烬却是无用的； 我要寻问那星星之火之所以燃烧， 追寻那一切的开始之开始！ 此后，林庚写的就都是新诗文了。《文学月刊》二卷一期有他的新诗《黄月之夜》和白话散文《想》；二卷二期有他的新诗《北风》，语体散文《烟》、《无聊》、《月与星》；二卷三期发表了他的新诗六首：《除夕》、《有一首歌》、《幻想》、《春野》、《长城》、《林中》；二卷四期发表了他的独幕剧《春天的午后》；三卷一期发表了他的散文《太阳》。 林庚初期的新诗，多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反映了校园生活的情味，为同学们所喜爱，有的甚至成了脍炙人口之作，长久地留在学友们的记忆中。 林庚所写的新诗，多是貌似古典诗词的意象，但所表现的却是诸如自由、独立、爱情之类现代人的爱国情绪和民主精神。 此外，林庚还有着很高的音乐天赋，音域很宽，善唱美声的男高音，经常一展歌喉。他对音乐也颇有研究，1933年3月30日，他还在中国文学会上以“新诗与音乐”为题做了演讲。他还是一个体育活动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园里的体育活动。 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便可看出，林庚在30年代的清华校园文化中具有怎样为别人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林庚对20世纪后半叶北大校园文化的影响 林庚对校园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无形中把他独特的精神基因和新颖鲜活的学术思想自然而然地注入到校园文化中去，形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璀璨至久，那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任教，并且不久就成为北大名师之后。在燕南园幽居的六十年中，林庚的精神特质逐渐升发为20世纪后半叶北大校园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与鲜活的文化形态，它不成文、不自觉地汇入百年中传统的“北大精神”中去，被莘莘学子给予时代的新诠释。 一、林庚课堂教学中对于唐诗的创新妙解，演化为对北大精神的时代新诠释 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课堂讲授，从一开始(至少是始于厦大时期)就有别于任何一种版本，时至今日，在我国已出版的千余种文学史中，仍然是独树一帜的。在学术资质、学术品格、体例、结构、行文风格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新颖。正如朱自清先生在为厦大版林庚著《中国文学史》所写的序中说：“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北大学子们对林先生的学术创新极感兴趣，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话语令他们耳目一新，听得如醉如痴，感情的波澜涌动起来，自然就会倾泻于同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校园文化中去。 近几十年来，北大人常把百年中由一代代文化大师和莘莘学子共同培育创造出来的老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民主”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敬业精神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大精神融为一体铸就的新北大精神，具象化为“少年气象”，用“少年气象”来概括北大人的精神状态、品格与追求，即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和英姿勃发的青春力量。这便是从林庚先生讲授唐诗时所概括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蜕化出来，演变而成的。 自从林庚成了北大名师，他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关于唐诗中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之说，使受教的学子们心悦诚服，耳濡目染，成为鲜活的精神思想营养。而作为校园社团文化中强势群体的文科学生，便会将这种精神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到校园文化中去，渐渐浸润着、充实着、影响着校园文化的主体精神。于是，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就自然而然地把“少年气象”作为“北大精神”的代名词了。而其主旋律就是林庚先生在他的治学中所提倡、所强调、所坚持的永不停歇的青春活力和创新精神。 让我们看看这“少年精神”在北大一代代学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子是亲聆过林先生的教诲的，他们的心自然与林先生相通，总是以青春朝气为贵，以创新进取自豪。请看： 1990年7月15日，中文系主任孙玉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会的欢迎词中说：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相对而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虽然大家都老了，然而我们的心永远年青！ 正像林庚先生以他那永富少年精神的笔为我们写下的题词那样：“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 谢冕教授在这次纪念会上的致辞就是以《青春、理想、进步》为题，十年以后，他在为1955级毕业四十周年庆祝会上所作《世纪的约会》的致辞中谈到1955级这个集体的特殊魅力时说：“我探究1955级这个‘气场’形成的奥秘，我找到了这个集体的这一特殊的超越琐细、把握整体的能力。它体现了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品质，这就是这个永远年轻，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集体。”而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谢冕写的《一百年的青春》一文，又自豪地谈到了“年青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 中文系1954级学子段宝林(中文系教授)在《阳光满屋青天为路——敬祝林庚师九五华诞》一文中谈及林先生2002年8月23日同他的一次谈话时写道：“他说：……一个国家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一个人也要有盛唐气象、少年精神。” 1997年10月9日，88岁高龄的林先生写信给他的博士生复旦大学教授徐志啸说：“‘老之将至’早已过时，21世纪尚可在望。唯有‘少年精神’与我终生作伴，明年或者尚可出一本有关新诗的新书，生活在寂寞中求超越。”果然，不久他就出版了《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一书。 七八十年代的北大学子，也还时而有幸能够听到林先生的精彩讲课，但那已经是“天鹅绝唱”(钱理群语)了。不过，此时林先生的“少年精神”思想反而更加深入北大人的人心了。 50年代曾就读于北大、70年代末又进北大读研后留校任教的钱理群教授在《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林庚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写道： 我总是这样对他(她)们说，“不了解林庚，你们对北大及中文系的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作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你们会感到终生遗憾。” 在回顾了林庚先生“最后一课”讲诗的情况。他说： ……先生这才缓缓点出这堂课的主旨：“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此语一出，所有的学生顿有所悟，全都陷入了沉思。……他把自己一生写诗、治学、做人的经验，生命的追求，都凝结在这句话里了。也正是林先生的这句话，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与治学之路。 1977年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进入北大、成为林庚先生“关门弟子”的张蔓菱在《世纪末的怀念》一文中对林先生有这样的评价： 这甘守寂寞的诗人，将珍藏的热情奉献于讲坛，而将他心中晚境的诗意，给了我们这批学子。林先生对我们这些精神过于劳顿的晚学生，有鞠泉洗涤之功。 …… 林庚以他完美的名节，为我们这批晚学生做了一次清爽出尘的“定位”。 继而她又想到： 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个人，心灵常须润洁，品格常须修立。每想到林先生，就想到峨冠与佩兰。这种人格与学术的合一，人生与中国文化的浑然结晶，在当今的知识界已属罕物。 ……不知人们是否沉思过？彩旗飞扬并非北大本色。北大震动环宇的气势，正是由他们这些静默的菩提所造。 而对“北大精神”有着深刻理解又曾做过独特研究的陈平原教授则说：“踏进燕园，你很容易为这种有历史感因而显得深沉、有现实关怀因而显得生动的‘少年气象’所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少年气象’，既属于稚气未脱的本科生，也属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北大人的精气神儿》) 二、林庚探索性的诗发表后，燕园学子竞相传诵、效法，成为校园文化中的时代强音 五六十年代，林庚写诗是既勤奋又很下工夫的，他仍是在殚精竭虑地探索他那独特的新格律诗九言诗、十言诗。他的《马路之歌》、《红楼》、《恋歌》、《大海》、《十月》、《会后》等篇都成了当时脍炙人口之作。比如：《马路之歌》。 这首诗在艺术形式和韵律上正是他探索的“五四体”九言诗的一个典型。因为，它正好符合林庚对新诗格律的那三点要求：含有生活语言发展中的新音组；“半逗律”；诗行可以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个半段；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典型位置上。 从诗的内容看，它歌颂的是热气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他静中观动，通过对一条宽得像一条河似的马路上的喧闹、繁忙，反映了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图景。诗的调子是明朗的，昂扬的。唱着牧歌的汽车喇叭，蓝色的远山，比水还多的阳光，辽阔的天空，杨柳绿荫里的飞花，……这一连串的具象的事物，构成了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春天景象。 笔者当时正负笈燕园，我们住在靠近北大南门的24斋，墙外便是那条喧闹的马路，林先生住在燕南园的深处，与我们看见的当是同一条马路。雾蒙蒙的早晨和暮霭沉沉的黄昏时候，我们推开窗子眺望那条公路，真像是看见一条长长的河。那疾驰而过的汽车，在深夜里偶尔甩出几声喇叭鸣响，也确如木管乐器吹奏出的一声声带着草原情调的浑厚的牧歌。林先生观察、体验生活之细腻，构思之巧妙，想象力之丰富，真使我们心悦诚服，因而也就记住了这首诗。 1956年12月13日，林庚先生应邀为即将创刊的北大学生文学刊物《红楼》写了《红楼》一诗，此诗发表于1957年1月1日出版的《红楼》创刊号的首页。 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这首只有四句的短诗，随着文学刊物《红楼》在北大和全国大学校园里的广泛流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出了北大乃至其他大学里的写诗热。 在20世纪后半叶，北大校园文化中至少有过两段校园诗人群体人数众多、创作繁荣、在校园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一个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文学刊物《北大诗刊》、《红楼》和“北大诗社”、“文学社”等学生社团为主要阵地所形成的校园诗人群体；一个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以《未名湖》、《启明星》、《缪斯》、《地平线》等学生文学刊物和“五四文学社”、“燕浪诗社”等学生社团以及在北大举行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诗会、朗诵会为中心所形成的开一代诗风的校园诗人群体。 五六十年代的北大校园诗人群体是受到了林庚先生的直接影响，八九十年代的北大诗人群体受到的是林庚先生的间接影响，给他们更大影响的是林庚的学生谢冕、孙玉石、袁行霈、洪子诚、钱理群等人。但他们继承的均是林先生一直倡导的“少年精神”。而且，在80年代中期林先生退休之后的“最后一课”讲的就是诗，他提出了“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这样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他的这种思想会对年轻的诗作者产生积极影响的。 三、林庚的精神魅力化解为不趋时、不追风、不媚俗的北大校园文化特立风骨 北大的学子们不止一次地谈到林庚先生的潇洒风度和特立独行精神使他们倾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用“独立小桥风满袖”这句媚人的诗句来形容林先生的飘逸、洒脱和“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志行。 北京大学网站的“校园文化”栏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北大校园里，老师是一盏盏明灯，是他们为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学子铸造铁打的营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人才；学生是北大的主人，各地精英在北大的空气中自由呼吸、展翅翱翔，他们突破创新，碰撞出绚烂的思想火花，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北大校园文化生活；北大精神是神奇的，它使老师和学生在这里自由快乐地交流，畅快淋漓地讨论，更使他们在这里水乳交融，共同进步。”这样看来，以北大精神为本质与核心的北大校园文化，是在师生的共同交流和培育中建立起来的。而以学生为主体、有教师参与所创造出的校园文化，又是除了老师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成绩之外，还应包括了他的精神品格所放射出的光芒。林庚先生对北大校园文化产生的特殊影响也在于此。 他的学生们是这样描写林先生的晚年精神的： 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他不要我搀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详，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宛如南山的青松，精神是不老的。(袁行霈：《燕南园62号》) 我们经常在燕园的林荫道上遇见林先生潇洒的身影，步履矫健，衣袂随风，恍若仙人。(谢冕：《先生本色是诗人》) “独立小桥风满袖”，这句诗，在我心中久久地成了林庚先生的化身。 林庚先生是在对我们这些“关门弟子”讲《楚辞》时，引了这句诗的。 在溽热三伏天里，在“三教”的二楼，中文系七七、七八级都到得齐齐的，再加上研究生们。教室里坐不下了，就敞着门，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蒸雾腾。而林庚先生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长腰鹤步登上讲坛。顿时，一片清凉从天降下。(张曼菱：《北大才女·世纪末的怀念》) 正因为有林庚教授为学生做了这样清爽出尘的“定位”，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美好的精神影响，才使得北大的校园文化永远保持着“质本洁来还洁去”的高雅品质。 四、燕南园62号：一方心灵的净土向燕园辐射，北大校园文化永不褪色 林庚先生的一生都是在大学里教书育人，静静地在诗的海洋里漂流、涵泳，他的心境永远是平和安静的。当晚年他的周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南墙外就变成了一个“白领”阶层喧闹的花花世界，就连物欲横流的浪涛都冲击到圣洁的大学校园时，他依然诗意地安居在他那已经十分老旧而且显得有些荒疏的燕南园62号小院里，过着寂寞而略显清贫的生活，而他却怡然自得地把这里看做是一片心灵的净土。这片“净土”，当然也是为许多学子所钦羡所景慕所追求的。请看： 凡是见过林庚先生的人，都说他仙风道骨，从里到外透出一股清气。他确是远离尘嚣的。他的超然似乎是因为无须介入世俗的纷争。每当我把烦恼和牢骚带进他的书斋时，他总是微笑着说：“到我这里来吧，我这里是一片净土。”(葛晓音：《钟声里的遐思——林庚先生琐记》) 正如他的精神品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北大校园文化的高雅品质，林庚先生幽居的这一方净土，它的清幽淡雅之光与清凉素洁之气，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气场，日夜向着偌大的燕园辐射，使这里的校园文化永远保持着它的本色。 综上所述，林庚先生不仅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为北大学子铸造了“铁打营盘”的名师，而且以他的精神品格影响着以北大精神为内核的校园文化。因而，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受业于他的学子们(他们有不少已成为学界巨擘)的永远感谢，感谢他的教诲之恩，而且也为一代代沐浴在清凉舒贴的校园文化中的北大人永久地记忆着。 -马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