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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 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人经历了许多不平常的事情。1月份南中国的罕见雪灾，5月四川的特大地震。6月，一直住在华东医院的蒋学模先生进入弥留状态，我们与他的家人一起守候在左右，焦虑地陪伴先生最后的日日夜夜，我们总是希望奇迹能够在他的身上出现。但是，7月18日凌晨，我们所有的期待都被击碎：蒋先生最终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与复旦园里的另外两位文化老人蔡尚思教授和贾植芳教授结伴西行。 蒋学模，90高寿，作为经济学家，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满目疮痍，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以及其中的过渡阶段。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经济实践变化，不断修改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了1900万余册。作为翻译家和学者，他徜徉于文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翻译的巨著《基督山伯爵》在中国同样产生了不亚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广泛影响。 “蒋学模现象”对于复旦大学，对于上海，对于中国，都是一个非凡的文化现象。蒋先生1941年在四川大学毕业之后，担任香港《财政评论》社的编辑，每天阅读大量的外文稿件，并从中快速编译成中文稿件，练就了一手好文字。这样的经历使蒋先生对事物的洞察力特别敏锐，思考问题的逻辑特别严密，表达的文字特别活泼流畅。上个世纪80年代，我作为学生，经常聆听先生的讲座，每次认真做好笔记，后来渐渐发现，蒋先生的讲话是如此富有条理，只要你记下来，不用作太大的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我曾经为此事请教蒋先生，何以他的讲话能够做到这样的条理清晰，文章读来亲切可爱，十分易懂。先生告之，做学问和表达学问有不同的方法，有人习惯“深入深出”，故作高深状，其实未必真得要领，于人于己都无益；也有人“浅入浅出”，在表面文章上打圈子，更不得要领，误人子弟；最难能可贵的是“深入浅出”。“深入”即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掌握了问题的规律，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但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教师，还必须做到“浅出”，以明白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能否“浅出”，实质上是对学者所研究问题有否真正掌握的检验，因此“深入浅出”过程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治学过程。先生的话使我大为震撼，并终于领悟到：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版本之众，出版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能在众多教材中脱颖而出，被13亿人口的国家首推为经典，继而又广泛普及，非先生的教材莫属，而其中的功夫之深，非一时所能及。 蒋先生在复旦经济学院具有他人无法比肩的大师级地位，德高望重，受到后辈的普遍尊重和敬仰。但是，先生一生却淡泊名利，既没有担任过院长、系主任，也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一般学者问鼎较多的荣誉性职位无缘。但是，只要你熟知先生的为人，熟知复旦园里的风气，你就会发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先生对名利是很看轻的，因为复旦有一批先生以及受先生们教诲的弟子，不以官位或名利为追求，学术至上已深入人心。老人家退休较早，生活在资源日益由市场经济配置的社会中，在生活福利方面他从来不向单位提任何要求，有困难尽量自己解决。因此，蒋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是复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在做人方面也是我们的楷模。 蒋先生的豁达、大度、善解人意、关心年轻一代等等，所有这些美德，成为我们学院的精神财富，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指引，学院始终以学术为本的传统就被后人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在“官本位”日益盛行的今天，复旦经济学院没有被外界的风气所感染，还是我行我素，不以官职排位次，独尊如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后辈青年也谦虚谨慎，刻苦努力，奉行经济学人“经邦济世”的崇高理想，此乃经济学院的家训和门风。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思蒋先生的一生。我们对蒋先生的最好纪念，就是继续蒋先生的学术理念，“深入浅出”，教书育人，学习和发扬他淡泊名利的精神，坚守“学术为上”的净土，求真务实。 我们要永远珍惜这样一个事实：复旦经济学院曾经有过蒋学模这样的学者。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