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凤喈(1896—1965)，湖南湘潭人。幼时喜爱历史，1916年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英语，仍读史不缀，并有志弥补中国教育史学科之缺。1921年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讲授《教育史》课程，并编成《中国教育史大纲》一书。1925年任晨光大学校长，后任上海劳动大学教务主任。不久赴美留学并获博士学位。1934年返回国内，先后任中央大学教育系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教育系主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等职。1949年赴香港，任教辅仁书院。1950年去台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1965年12月病逝于台北。著作有《中国教育史大纲》、《中国教育史》、《教育心理》等书。 《中国教育史》(1957年)，台湾国立编译馆1957年第4版，1984年11月第20次印刷本，竖排繁体，425页，约26万字。 全书将中国教育分为三个时期：虞夏商周为上古时期，秦汉至清咸丰末年为中古时期，清同治元年至20世纪60年代为近代时期。全书内容按三个时期的历史顺序进行叙述，分为四编十四章，附加一个附录。第一编“绪论”，内含三章，讲述了教育史的范围、中国社会文化的分析及中国教育史时期的划分；第二编“虞夏商周之教育——上古教育”，内含三章，讲述了这一时期的教育和教育思想；第三编“秦汉至清咸丰末年之教育——中古教育”，内含三章，讲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学校教育、选士制度、科举制度及教育思想；第四编“近代教育”，内含五章，讲述了近代学制、教育行政、侨民教育、教育思想的演进情况；书末“附录”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各代科举制度之比较”、“漫谈前清考试”、“清初俞长城之八股文”、‘清末夏曾佑之殿试卷”、“湖南时务学堂”、“长沙明德学校与天津南开学校”。全书贯穿了整个中国教育的源起和发展的历史、体系完整。 这部《中国教育史》的前身，是王凤喈在20年代编写的《中国教育史大纲》。王凤喈在本书的“修订版序”中，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民二四，余任教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以《大纲》(指《中国教育史大纲》——作者注)一书出版已10年，内容颇嫌简略，乃增集资料，重新编写，……。重新编写，特重组织体系之严整，资料分配之均衡，叙述力求简明，论断务期平正。”关于成书的情况，王凤喈在“序言”中又说，“民三二，书成，名之曰《中国教育史》，请廖人祥同学校读，经教育部大学用书委员会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由国立编译馆出版，正中书局印行：民三四，渝初版，民三六，沪四版，民四三，台三版。”这就是这部《中国教育史》与《中国教育史大纲》的渊源关系及成书经过。 如果按作者所言，《中国教育史大纲》一书是最早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的专著的话，那么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例如，有进行断代深层研究的教育史、有从教育制度范围来进行研究的教育史、有从教育内容方面来进行研究的教育史、有从教育理论范围来进行研究的教育史，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如少数民族教育史、科技教育史、家庭教育史等等。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领域也十分广阔，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会出现不同的“中国教育史”，港台研究的风格体例与大陆的又不相同，尽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著作已非常繁多，但纵观王凤喈先生的这部《中国教育史》，仍具有其不同于其它中国教育史著作的一些特点。 (一)与其它中国教育史著作不同的是，本书开篇即阐述了教育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为具体展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作了很好的铺垫，尤其对于初入教育史领域的人来说，这一部分内容则成为入门的必读文字。在第一编“绪论”的第一章“教育史的范围”中，讨论了教育的意义、教育史的范围，教育的起源、教育的演变及教育史的研究法。作者对于教育史的范围进行了说明，“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但其所记载仅限于狭义的教育活动，即是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系整个政治制度之一部分，故研究教育制度，不能不研究政治制度；教育思想为整个社会思想之一部分，故研究教育思想，不能不研究社会思想。……。所以教育史虽然是以狭义的教育为研究中心，然目光不能不顾及社会之全部。”这就阐明了研究教育史，并不是孤立地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活动，而是应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及至社会之全部相联系、比照来进行，应将教育史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研究、发掘，才能做到古为今用。这一范围界定了作者在本书中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规模和体例，在书的第二编开始后的具体的叙述中，几乎每一章都有一节论述“社会背景”和“教育概况”，这就是教育史的大环境。 在第一编第一章中，作者还介绍了“教育史的研究法”，提出了研究教育史应做的几步工作：第一步，确定教育史的范围；第二步，依此范围搜集史料，史料中应注意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的发掘；第三步，批判史料的真伪；第四步，分类整理；第五步，解释论断。这五步研究法，简明扼要，为学习教育史，进行教育史研究的人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读书，一个目的是学习书中的内容，再一个目的是学习书中的研究方法，本书则具备了这些方面的优点。 在第一编第二章“中国教育史时期的划分”中，作者提出了中国教育史三大时期划分的看法，他划分的标准是以政治文化的重要的变动为指针，即以政治文化变动较少的几个朝代作为一个时期，这也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安排的体例：自虞夏至周末为第一期(公元前2233年一公元前247年)，约2000年；自秦至清末为第二期(公元前246年一公元1861年)，约为2100年；自清末到作者著书时代为第三期，约80多年。作者在这一章中对这三大时期的社会、政治、教育情况作了粗略的介绍，为下面进入正式的论述打下了基础，这样读者读起来易于理解书中的观点，不感突然和陌生。 对于中国教育史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作者也在绪论的第三章中作了介绍。书中指出，“研究中国教育史，可分二方面：一日教育制度，一日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又可分为两方面：一曰选举制度，二曰学校制度……。我国的教育思想、大体是以儒家的经典为最高法则。”对浩如烟海的中国教育史料进行了范围、层次上的划分，使研究内容有了明晰的线索，作者在本书中，正是贯穿了这样的研究原则，因而使得全书尽管内容多，论述广，但中心主线明确，研究叙述有的放矢。 (二)全书详略得当，中心突出，史料翔实。作者在叙述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之时、牢牢把握“以儒家的经典为最高法则”的主线，以儒家学说为中心，注意各派主张的异同和其演变的迹象，因此，关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思想，叙述最详。在书的第二编“虞夏商周之教育——上古教育”的第五章“东周(春秋战国)之教育”中，第三节“教育思想”，重点介绍的是孔子、孟子、荀子的教育思想，其中对孔子尤为着墨，不仅详尽介绍了其生平、教育学说，而且详尽分析了其教育目的、教育资料、教育方法、教育作用等思想，而对同期的道家、墨家、法家教育思想仅一带而过。拿作者的话来说，是因为孔子“为儒家之宗师也”。按照这条主线的延伸，在第三编中第八、九章，重点介绍了朱熹、王阳明，颜元，戴震的教育思想，因为这些教育家的思想，是不同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是儒家的主要派别。而对其他的教育家思想，只作简略的介绍。作者在书中引经据典，论述发而有要，用史实充分说话，使论证严密而稳固。在作者所涉猎的诸多教育家思想的研究中，如汉代的淮南王，宋代的张横渠，明代的吴与弼、刘宗周、清代的龚自珍、魏源等，有些人至今仍未有研究涉及，足见作者在此书中的研究是一个开创。 (三)作者在书中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注重前后内容的相互比较研究。在叙述教育制度这条主线时，书中牢牢把握学校制度和选举制度两个方面的发展变革情况。学校制度重点论述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校建设、教师、教材、学生、考试等方面的情况，对私学论及较少。选举制度作者从春秋战国时的“养士”之风、汉代的乡举里选、魏晋时采取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士制度到隋唐以后实行的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进行了分析。在叙述这两部份内容时，作者将选举制度与学校的盛衰比照进行分析。如在第三编第八章“隋唐宋元明清之教育”中，作者论及：“千二百余年中，学校盛衰之关键有二：一为政治，一为科举。……。学校与科举并行，两二者关系，未能得合理之解决，竞争结果，学校常为科举之附庸。学校与科举之关系可分为下列二种：第一，学校为科举之预备，非由学校出身者不能应考试。……。第二，由学校出身者与由乡贡出身者，均可应科举考试，但由学校出身者可免除初级考试。”揭示了科举考试的实质，指出科举制度使学校失去了其自身发展，学校完全变为科举的附庸，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都跟着科举制度这根指挥棒转，八股考试的实行，更加剧了学校教育的空疏枯燥。所以，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学校教育不能发展．学术思想受到压抑和禁锢，与科举考试有很大原因。当然，也不排除科举考试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了一些人才，比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有明显的进步，它重视考试，有一定的民主精神；选才面向广大中心地主阶级及至劳动人民阶层；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有利于中央集权。对于这些利弊因素，王凤喈在书中均有论述，这种不同内容的相互对比研究，深化了中国教育史领域，给后世人们以一定的启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四)研究中国教育史，是“述而且作”的工作，是为建立现代教育理论体系服务的。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同样，在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也“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我们要把握中国教育史实的总和，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从而认识到各个历史时代的教育动态，潮流趋势、借以探求教育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及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本书的研究，正是本着这一主导思想进行的。本书特点之一是贴进现实，突出了中国教育史为现实服务的精神，这一点体现在书的第四编“近代教育”中。这一编作者分五章，除了第一章通论外，其余几章分别为“近代学制之演进”、“近代教育行政之演进”、“近代侨民教育之演进”、“近代教育思想之演进。”在这一编中，作者提出了“新教育”的概念，作者认为近代教育属于新教育的范畴，它的特点有四：第一，新教育注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将自然科学纳入中国学校课程，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教育所没有的，这在近代教育是一项重大的革命。第二，新教育注重现代生活。新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个人能继续不断改进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并深切了解二者的不可分离。这对古代教育只重视经书典籍、脱离现实、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弊端是一次革命。第三，新教育具有民主精神。也即是说在基本教育上使全国的学龄儿童均接受强迫教育，同时人人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这对旧教育中高等教育大都限于王公贵族阶层，学校教育一切为科举服务是一次革命。第四，新教育具有科学精神。这是指整个的教育活动以科学方法去研究，依研究的结果而改良。这对旧教育不注重科学方法管理，一切笃守古义，以权威为指导是一次革命。近代教育为中国教育的腾飞带来了时机和条件。对于这种条件应如何把握，应从近代教育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作者在“近代学制之演进”一节中进行了论述。在这一节中，作者详细阐述了1862年以来中国学制发展变化的情况，并将近代教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新教育的荫芽时期，从同治元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862—1901)，约40年。这一时期有单个新式学校出现而没有整个的新学制，大部分学校仍为传统的旧式学校，科举制度仍为此期高等教育的核心。作者认为这一时期中新学制的萌芽应以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一文的教育主张为标志。在这篇文章中，张之洞对筹备全国学堂的事宜规划很详细，他认为各省道府州县均须设学，京师省会宜立大学堂，道府立中学堂，州县立小学堂；学校课程应中西并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建议将佛道寺观改为学堂，将其产业作为学堂经费。这是中国近代学制的一个简单摹画。第二个时期为新教育发展时期，从光绪二十八年到民国十年(1902—1921)，约20年。这一时期不但有新式学校大量出现，而且政府还颁定了整个新学制，出现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奏定章程修正案”、“壬子癸丑学制”等几个学制系统，作者对这个时期的学制演进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此期之初，新学制已正式产生，未及施行，即已修正。其后又经数次之修正，如读经分量之减少，女子教育之列入，毕业年限之缩短，均系合乎事实之需要，代表进步的趋势。”对于学制中的缺陷，作者也鲜明指出，”此期学制，大体系模仿日本，虽经数次之修正，始终未能脱离日本学制之色彩。”这一时期，科举制度被废除，这是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第三个时期为学校系统改革时期，从民国十一年(1922)以至作者著书时代。这一时期留美学生返回者日众，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势力，于是当时美国盛行的“六三三”学制又移植到中国，这就是1922年学制，后虽有一些学制修订方案出笼，但后来仍旧袭用1922年学制。 分析了这三个时期学制演进的情况后，作者得出几条结论：第一，中国教育制度变动太快太轻率。从光绪二十八年颁布新学制后，30年中有5次大变，有无数次小变。各次变革很少是根据实际需要、客观的考察；大部分都系根据少数掌权者的意见，而且纯粹拿外国学制为思想背景。第二，中国学制的变革受外来思想影响很大，历年变革只徒有形式的变易，而没有真实推进的精神。第三，中国过去的教育推进，侧重高等教育，忽视初等教育。因而40多年来初等教育发展很慢，行政管理和课程训练也未能切合实际需要。这几条结论，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范畴的总结，而是超越学制的讨论，达到整个中国教育建设的高度上来了。这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中国的实际教育问题不能专恃学制来解决。学制不过是我们的路程表，仅指出我们的目的地与到此地所经过之路程。至于路途上的阻碍，隐伏的危险，路程表不能指出来的，只有明敏而诚恳的教育家根据教育科学的指导、中国实际情形的观察力，方能定出方案，打破障碍，使中国的教育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关键，本书的分析，足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和借鉴。 (五)还应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每一章末都出有数量不等的研究问题，供读者学完这一章后复习思考之用。实际上，这些研究问题已勾勒出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同时又深化了本章内容，为读者进一步去进行专题研究提供了选题。如在第二编的第六章，文中分别介绍了西周、东周的教育状况，章末的研究问题是“西周与东周教育之比较”，它指导读者从书中的论述中去归纳总结两个时期教育的异同，书中的资料是不够的，读者还必须另去查找参考书，这无疑训练了读者的研究能力，把书读活了。这样的研究问题的出现，是此书的一大特色。 同时，此书还灵活地将一些在正文中不好编排的内容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如科举制度的兴起和消亡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光是书的第三编中的两节内容是论述不充分的，因此，作者在附录中加进了“各代科举制度之比较”、“漫谈前清考试”等两部分内容，加深了研究科举制的份量。附录中还影印了清末夏曾佑参加科举考试的殿试试卷，增加了此书的史学价值。 总之，王凤喈先生的《中国教育史》一书，是一部编排新颖、论述详细有要，于研究和教学都非常适用的专著，这本书直到1986年，已印行了21次，足以见其影响之广，适用之宽。此书也有不足之处，如体例拉得过长而论述跟不上，对一些朝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论及较少，对书院的论述很有限，对一些教育家的分析也欠深入，在书的几部分中，近代部分与前几个部分(上古、中古时期)相比，论述教育显得单薄。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此书仍是一部值得推荐和学习的中国教育史著作。（吴 霓）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