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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1840年出生，1939年去世，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江苏丹阳人，近代中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也是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教蔡元培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重新过我的书呆子的生活。当时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编者注)先生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个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法，只好教了。 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4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居然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他们全部学过了。我说：你们且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在数理方面有了深造。 后来我又教他们哲学，凡哲学术语，一本拉丁，“不徒欲探欧语之源流，并欲探希腊拉丁人震古烁今之爱知学也”。 从创办震旦到退出 我教了24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专科学校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于1903年开校。我们当时以为这样的学校应该把范围放大，借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业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则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大家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当我创办震旦时，有些人若即若离地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 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校方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 复旦的创办 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初办的时候，学校经济非常艰窘，又没有校址。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衙署照拨，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找我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哄，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的了。 在我创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1872—1947)先生推荐给我。李登辉本是华侨，15岁赴新加坡读书，19岁赴美读书，27岁获文学士学位。1905年，他赴上海，担任复旦公学总教习，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于1913年我辞去校长的职务，李登辉便继任校长。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李登辉仍担任校长，复旦大学不断扩大。 (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笔录。本文节选自《一日一谈》，該书已由漓江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