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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之见，也许很迂”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８日起，《文汇报》以“淆惑社会视听”，破坏“公共秩序”的罪名被勒令停刊一周。１９日夜，叶圣陶写信给《文汇报》副刊编辑柯灵，建议停刊期满之日，出一特刊：至少两版，专载读者投函，表明读者需要此报纸，与此报纸有片刻不能相离之情感。亦使反动家知所警惧，报纸后面原来有如此大力为之支持……文字宜短不宜长，人数愈多愈佳。作者不必拉知名之人，尤不宜专请习见于各种刊物之作家，最好各界均有，署名之上，标明其职业地位。文字内容宜抒实感，宜就最具体之方面言之，不作空洞之呼号。动员途径，似可通过人民团体联合会及各业之联谊会。（《叶圣陶集》２４卷，２５３—２５４页）想得的确是非常周密，可以说面面俱到，对言论自由的追求，他是一点都“不马虎”的。这样的建议对《文汇报》来说更是求之不得。停刊期满，各地个人或团体的慰问信就有几麻袋。 在７月２５日复活的《文汇报》上，几个版面都是“读者的话”，其中“文化界的慰问”一栏有叶圣陶７月１９日一早就写好的信。全文只有短短三百多字，虽然他自谦“书生之见，也许很迂”，但我们五十五年后读来，他的这些见解却是那么深刻——我国弄到这么糟，一半固然要怪那些为非作歹的，一半也要怪大多数人，大家存着吃了亏就算了的想头。这种想头对于为非作歹的是很大的鼓励，鼓励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为非作歹。必须考较，必须讲道理，除非他们正正式式，公开宣告，现在不讲道理了。（同上２５４页）这几句“书生之见”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中国症结之所在，正是大多数人对作恶者向来保持沉默，才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为非作歹！ “什么道理？” 唐、柯灵等编的《周报》，“是几个私人创办的刊物，同人既无党派的观念，更无政治的成见，只是站在国民的立场，拥护政府的原则下，以善意的态度立言，以促进中国的开明与进步”。这样的要求在蒋介石治下的中国还是太奢侈了，《周报》出到４８期即面临被封杀的命运，在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４日出版的最后一期休刊号上，在“我们控诉”四个大字下，沉静的叶圣陶痛苦地发出了“什么道理？”的疑问——《周报》出版了一年，还不让它登记，“什么道理”？不让它登记也罢了，还要它“暂缓”，“什么道理”？ 不给登记，借此使报纸杂志不得出版，那就是侵犯人民的自由，侵犯人民的自由，比起个人侵犯他人的自由来，罪情更见严重。（转引自《叶圣陶传论》，６７０页） 当郑振铎主编的同样无党无派的《民主》周刊即将封杀的时刻，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在休刊号（５３、５４期合刊）上发表《又来挽〈民主〉》一文，几百个字却像几百支投枪，或者就是子弹。这样的奇文我们今天是难得读到了，好在全文不长，我把它抄在下面： 刚挽过《周报》，现在又来挽《民主》，悲愤极了。 在《周报》被迫停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必然也容不得《民主》。 我们知道，隔不多久，《民主》也将使用那刺人眼睛的三个字——‘休刊号’。 准备着挨的一刀，刺过来觉得更痛。何况我们已经屡次被刺过了一刀。 当然，多刺一刀，我们痛得更利害。可是，多刺一刀，也使我们恨得更深切。 墨索里尼被枪毙过后，尸首倒挂在米兰市上。有个妇人朝他打了五枪。 为什么要五枪？不是一枪也不用打了吗？ 那个妇人有她的道理。她的每一枪为她的一个儿子报仇，她有五个儿子死在墨索里尼的疯狂政策之下。第一枪为了第一个殉难的，第二枪为了第二个。直到第五枪，每一枪都由于更深切的仇恨。 我们挽《民主》，我们恨。 我们决不肯说“予欲无言”，我们要呼喊“记住这个恨！”（同上５６４页）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郭汾阳先生称“那一行行诚笃而又沉痛的文字灼着人心”，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