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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病患者”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的血泊淹没了五四的理想，他接替流亡欧洲的挚友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推出了茅盾的名篇《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这部作品无疑是这个大变动时代活的见证，以其对人性、革命的出色描述载入了文学史册。他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夜》，则是第一个抗议“四·一二”屠杀的短篇小说。 １９３１年１月，他离开工作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主编影响深远的《中学生》及《中学生文艺》等刊物。１９３２年２月，他在《中学生》开设“文章病院”专栏，将《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列为“第二号病患者”，加以别开生面的批评、分析，和他１９３３年５月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的卷头语《五月》一文，曾被誉为３０年代的“讨蒋檄文”。 就是这样一个叶圣陶，３０年代初却被日趋激进的左翼文坛定为“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而拒之于“左联”的门外。实际上他是一个表面冷静、内心热烈的人，在整个３０年代的暗夜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奋然抗争的身影── １９３１年初，他曾为营救“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奔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上签名；１９３３年１月，他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５月参与营救丁玲，６月杨杏佛被暗杀后，风声鹤唳，他却毅然参加了入殓式和葬礼；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他和鲁迅、茅盾等２１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１９３７年８月，《中学生》在炮火硝烟中停刊，他举家西迁四川。１９３９年５月，《中学生》复刊后他一直主持编务，在极为艰难恶劣的条件下，为战乱中的青少年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追求言论自由是他始终不渝的梦想，１９４５年“五四”之夜，他参加成都１０３个学生团体在华西大学体育场举行的五四营火会时，充满激情地朗诵了他在整个抗战期间写的惟一一首白话诗《言论自由》。据他１９４５年８月３日的日记，国民党宣传头子潘公展曾约见过他，当面表示对《中学生》的不满，告戒“宜注意基本工具学科，少弄社会科学文字”，要他“检点”，他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他的日记中说“其言殊可笑”。（《叶圣陶集》第２０卷４３４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１９４５年９月７日，重庆８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酿成轰动一时的拒检运动。第二天，他执笔起草了成都１７个文化团体《致重庆杂志界的一封公开信》，大声疾呼：言论自由必须是完整的，决不能是残缺不全或仅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从今天起（９月８日），……共同举起言论自由的大旗，宣告检查制度的死亡！宣告一切压迫言论自由的法令与制度的死亡！ ９月９日，这个向来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书生在重庆杂志联谊会《联合增刊》２号发表了怒目金刚式的短文《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 他论证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当然没有存在的理由”之后，指出： 我们不要这个制度，并不因为我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你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他的思想言论曾经被禁被删。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论都没有被禁被删，将来也永不会被禁被删，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制度。制度存在，总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着精神上的迫害，我们与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叶圣陶散文·甲集》４８７—４８８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他的这些言论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想头”，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的，“至少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想头”。在一个数千年实行专制政治的国度，公众一贯处于牛羊地位，诚然无所谓发表的自由。而在专制政治结束之后，“发表的自由成为公众生活的要素，大家必须努力学习，使发表的自由收到充分的效益。一面争取，一面学习，从今开始不算迟，可是非开始不可”。（同上，４８８页） 他反复申明“主张发表自由是全新的观念”，与所谓“通言路”、“下情上达”等因袭的传统观念毫不相干──这种自由，我国人以前没有享受过，从今起要享受它了，而且要绝对的享受它。（同上，４８９页） 差不多同时，他在《中学生战时月刊》９２期卷首发表《发表的自由》一文，“意在彻底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叶圣陶集》２０卷４４５页），再次详细论述了“我们必须得到这一项自由，无条件的得到发表的自由”这一罗斯福四大自由的第一项，“我们要得到发表的自由，像捡回失去了的宝贝一样”。（《叶圣陶散文·甲集》４９２页）这是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的大背景下，老夫子不无乐观。但是他的希望很快落空了，等待他的只是一个接一个刊物、报纸的被封、被禁。据他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４日日记，当天接到开明书店长沙分店报告，说长沙市政府及党部禁止出售所谓“敌党书刊”，其中他主编的《中学生》也在其内。“此是当局之新手法，表面上无检查，而由各地分禁，不书明文，而以口头宣告之方式出之。南昌方面已先有此类事，唯未禁《中学生》。”（《叶圣陶集》２１卷，８２—８３页）老夫子愤怒了，当即起草呈文给内政部，“表示抗议，于‘敌党书刊’四字略事发挥”。（同上８３页）一点也不含糊，这就是他的“有所为”。 几天以后，他在１８日的日记中说警察局将“以违反出版法触犯刑法之名目”封禁《文萃》、《周报》、《民主》、《昌言》等杂志，“或者如我店之杂志亦且被禁也”，同时表示“此等举措自必起而反抗”。（同上８４页） 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国民党黑暗、腐败的统治时期，对于侵犯发表自由、言论自由的事件，他几乎每一次都公开说出了他的看法，每一次都站出来抗争了，因为他始终相信“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