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不少老教授在回忆梅贻琦校长对教师的爱护时常常老泪纵横，他们说:“‘梅师’爱教授已到了‘爱师如命’的地步。”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对教师的爱不唯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对教师作用的极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有不同个性、学术观点、政治派别教师的“兼容并包”。他们对教师的爱还表现在尽可能帮助教师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当时南开大学属私立大学，薪水一般比国立大学低，但许多优秀的教师都不为他校的高薪所动，这与张伯苓尊重、体贴和关心教师，努力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张伯苓不仅在南开大学创造了一个较安定的教育环境，而且为教师安排了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每逢新年伊始新聘教师到校，张伯苓便召开新教师茶话会；逢年过节，他与夫人邀请教师及夫人聚会联欢；每学年完毕，惯例宴请全体教职人员，以酬谢大家一年的辛苦。 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非迫不得已不离开学校，即使面临千难万险也要把学校办下去。抗日战争期间，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师生多次迁移，历经赣、湘、粤、桂、黔等地，在流亡中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星拱率领武汉大学师生历尽艰辛，西迁四川乐山办学，克服重重困难，倾注全部心力，使武汉大学在抗战中得到发展。 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都以教育为终身之职，有为教育奋斗终身之愿，面对教育之外的官职等诱惑不为所动。梅贻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傅任敢先生曾在《值得我们学习》一文中评价梅贻琦:“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儿子送到远征军中；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 睿智的人和意识 真正具有人文素养的人，都是尊重人、关怀人的人，主张人与人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之“人和”意识，可视为校长之人文素养的扩展，他们以博大的人道情怀理解包容、尊重爱护着不同个性、各有特色的教师、学生，进而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爱戴。采取一系列举措调节学校管理者与师生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努力营造彼此融洽的氛围。 强调“师生合作”，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张伯苓治理南开时，奉行的方针是“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据此，张伯苓专门成立了由教职员及学生组成的“师生校务研究会”，按期召集会议，讨论学校问题。李登辉执掌复旦大学时，为处理师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厘定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确定以“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由李登辉和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共同签名发布。“师生合作”办学思想的落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在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的心目中，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教师要担负起主要责任。蔡元培曾对学生说:“吾意学生对于教职员，宜取宽谅的态度，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一番。”梅贻琦同样重视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他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如同水中的大鱼与小鱼的关系，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关系，也就是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学校里努力创造环境和条件，增加师生之间交往的机会，期望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 为了实现学校的“人和”，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往往采取“吾从众”的方法。有人曾评价梅贻琦、陈垣等校长的风格是“无为而治”，其实，无为而治也好，“吾从众”也好，都反映出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治校办学过程中相信师生，相信大多数人。李登辉做校长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校长在决策时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转移，也就赢得了“民心”。朱自清先生曾评价梅贻琦治理的清华:“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作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其卓越的办学才能，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团结具有不同学风、不同观点的师生，艰苦办学所达到的境界便是“人和”的境界，正如《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载:“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强大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若没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领域再有成就，人们也不认可他是教育家。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是因为他们高尚的人格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榜样，成为社会的表率。 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可谓当之无愧。这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不仅仅因为他学贯中西，在许多学术领域建树甚丰，更重要的是，他“外和内介、守正不阿；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宽容大度，民主平等；严于利己，廉洁奉公”，具有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魅力。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时，以其高尚的人格和永不言败的品质，铸就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培养了南开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李登辉以自己守正不阿、坚韧执著、奉献牺牲、清廉高洁的人格魅力，倡导“牺牲、服务、团结”，并使之成为“复旦精神”。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后，本着“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利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为丰满”的人生哲学，办学育人，使金陵女子大学形成了献身社会、献身人民、献身事业的“厚生”精神。萨本栋主政厦门大学期间，严于利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可谓鞠躬尽瘁，真正地实践了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王星拱一生清廉，正直高洁，对学生慈爱有加，但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从不让家人占学校的任何便宜，被陈毅誉为“一代完人”。曾先后出任过同济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数所大学校长的胡庶华，之所以成绩显著，在于他“以身率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努力做到。后人评价曾主政金陵大学的陈裕光校长有着仁爱、仁义的高尚人格，其实，这也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美好人格的写照。 当今时代呼唤校长们成为教育家，迫切需要校长们不断提高素养。从人文素养对近代著名校长之成为教育家的作用来看，提高人文素养也就是提高教育素养和管理素养。因此，当代校长们不仅要充实自己的人文知识，更要涵养崇高的人文精神、人道情怀和人和意识，完善自己的人格。如此，教育家办学的时代才会到来。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