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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一辆卡车在门口停下，进来十几名政协工作人员，于是斗争会正式开始。在喊口号的时候我没有喊和举手，一个政协工作人员问我：你为什么不举手? 我走了神，竟然没有跟着喊口号，这下子完了！我如实回答：我正在考虑今天晚上他们怎么吃饭和睡觉。大概是人性救了我吧。这个人显然有意放过了我。不知有多少人怀着矛盾甚至自责的心情参加“革命行动”。 家兄到达比我晚一步。从他身上也找不到不革命的表现。 斗争会开完，我找到那为首的红卫兵（后来知道他叫程伟），向他提出建议，指着任人踩来踩去的书籍纸张说，这里面有马列主义著作，有政协发的内部文件，上面盖着戳，最好把马列著作放在窗沿上（桌子都碎了）把保密文件包起来以免散失。程伟非常不习惯处于被指导的地位，他忍耐着没有发作。我又问，“他们两个今天晚上准备怎么办?”程伟含糊地回答：这个你不用管。 我离开时心想：这群人还算掌握政策。后来知道，武斗是我走以后开始的。邻近居民揭发继母以资产阶级态度对待劳动人民。在前述致毛泽东信里因而有“拙妻被殴伤，而我幸未挨打”的话。 后来知道，红卫兵指定他们住在南屋最小的一间。当初大门朝南，后将大门改在东墙，把门洞堵死成为一间小屋。门窗朝北，冬天特别冷。下面请看当天日记。 “……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境尚平。”（为便于监视不许关灯） 二十五日日记：“培昭因拆碑后撕去大字报犯巨大错误，经群众斗争，抄家封门，决定送回广东原籍。树芬及韩姑陪斗，受殴打。” “文革”中的全国政协 一九五○年晋京迄于逝世，父亲一直是政协的工作对象。每当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政协也同时开会。人代会的中心议题也是政协委员的议题。除此而外，政协的学习委员会组织在京委员学习，这种学习常年进行。像他这样无所属的委员———不属任何部门，不属任何党派团体———生活方面的事全由政协负责照管。所以，一旦政协机关陷于瘫痪，他就没有人“管”了（唯有工资照发）。 和其他机关一样，政协在解放军进驻之后渐渐恢复其职能。从日记看，恢复职能做的第一件事如下：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饭后赴政协开会，亦为百余万反动传单事，动员检举也”。看来动作晚于居民委员会了。 二月四日，“有政协物资查抄小组田锋同志二人来，访问六六年查抄事。谈话后嘱我写出概况”。这件事历时一年多抄去的物品分两次发还完毕。事先说明：发还的物品不得因其破损而拒收，未见发还的物品，不得索要。父亲将一切文字性的物件拉回家，将一切家具直接拉到拍卖行当即贱价处理（一张书桌除外）。 七月二十九日，政协请天津三条石工人讲当年血泪史。日记中写道，已三年不进政协礼堂。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收到通知去开会，“商讨学习事，共到九人，决定星期一开始学习”。 年轻的读者由此不难想象，当年一场“文革”风暴，给“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何其严重。 前面讲政协逐渐恢复其职能，我曾话到嘴边留半句。为什么留半句？因为政协恢复职能在我父亲这里即是又要去给人家当反面教员了。我不想说话刻薄，但是我又想，既然事实如此，我何必留那半句?在那政治运动（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不断的年代，人们的生活不由自主，当反面教员的人更是明明白白地不许有自主性。说话要挨批，不说话也挨批。读者知道他非常珍惜时间，最担心的莫过于未及把书写完。说出这个担心有用吗?政协恢复职能，他也“复职”了。经过斟酌，为了不刻薄，我将这种状况称作“生活中自主性降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