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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大价钱买清人手稿，研究其修改过程 南方日报：陈垣深得清代朴学之三味，而史家邵循正在悼念陈垣的挽联中评价其“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在治史时，是如何超越乾嘉学派的？又是如何实现传统史料与新史学的嫁接的？ 陈智超：祖父在给我叔叔的信中写的一句话，我认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20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 周少川：乾嘉学派的考据手段比较零散，如运用文字、音韵、训诂、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等方法，但在乾嘉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学。陈先生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将零散的考据手段加以总结，形成具有法则和范例，可供后人传习和发展的专学。如校勘学，清朝对校勘的说法有很多，陈垣总结为“校勘四法”，使校勘学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法则和体系，直到如今仍然沿用不衰。概括地说，陈先生继承乾嘉学派的方法，又使其上升成为专学。 陈先生充分把握传统史料，同时开辟新的史料范围，运用很多新发掘的材料如明清档案和敦煌经卷，甚至一些为人习见而不知利用的材料，如地方志、碑刻、楹联等等。陈垣先生的考据，能够通过考证贯通史实，说明不同历史现象内在的联系。如果说以前的史学多是一个问题零散的考证，那么陈先生则将这些考证串联起来以对历史做出全面的解释。陈寅恪评价其“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意指陈垣先生不是简单的考证而是将考证结果加以贯通和综合分析，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 南方日报：和很多学术大师不同的是，陈垣是自学成才，他治学的门径对今天的学子有何启发？他曾10年如一日埋首《四库全书》，这对今天日益浮躁的学界又有何借鉴？ 陈智超：当时陈垣的地位已经相当高，他能这么坚持地埋首《四库全书》，难能可贵。但是对于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治学态度来说，又是最正常不过的。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应该把知名度看成一个目的。像现在有抄袭、假学历的现象，因为规定一定要博士文凭，一定要在什么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所以滋生出学术腐败、欺诈等怪现状。傅斯年对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青年人说，好好读3年书，不要急着写文章。现在做得到吗？3年不写文章怎么办？肯定被踢出去了! 周少川：第一，陈垣先生自言：“治学无捷径，唯一的体会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恒。”第二，他提倡“言必有据、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强调写文章不要哗众取宠，而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提出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第三是他要求“不说闲话、力求创新”。看到很多论文空话太多，于是就特别反对这样的文风，提倡“理要讲清楚使人心里服，话要讲明白使人看得懂，闲话不说或少说。”在学风上则力求创新。教子“凡论文必须要有新发现新解释方与人有用”。第四，陈垣强调谦虚谨慎精益求精。他自己曾经花大价钱买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过程，了解前人是怎样做学问的。而且做完文章都喜欢拿给朋友看，胡适，陈寅恪等学者都是他的朋友。他拿文稿给不同水平的人看，认为给水平高的人看受教益，给水平低的人看则有新知。且“文章写成之后要多置时日”，认为如此一来，一者或许有新的材料补充，二者或许有所修正。精益求精。于今难得。 陈垣不是纯学院式学者，但不能跟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划等号 南方日报：陈垣解放前任辅仁大学校长，解放后又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一生树人无数，桃林芬芳。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一直坚持上课，从不迟到和请假，破格录用启功这样学历不高的老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形象。同时陈氏一门三代，自陈垣至陈乐素至陈智超，皆为良史。能不能谈一下他在教育方面的独到之处？ 陈智超：陈垣先生作为一个大史学家，了解的人较多；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大家了解认识得还不够。当过几十年老师的人不少，这个基础上，他有科学的教学理念。他对学生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以鼓励为主，身体力行。他培养出的很多学生成了各个领域的带头人，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全国知名大学的历史系主任都是他的学生。启功虽然没听过他的课，但耳提面命，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在课程上很多创新，有几门课程是他开创，一直延续到现在。值得一提的是，他开了大一国文课。当时在辅仁，不论文理科，一年级学生都要学习这个课，有时是他自己亲自教课，也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老师来教，比如启功和周祖谟等等。现在的大学很重视英文课，但哪一个开了国文课？又有哪一个大学校长亲自教这门课？ 周少川：陈垣先生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在中小学教书时就带学生采集标本，在医学院教课也特别重视解剖课的教学。在教授历史学时，特别重视史源学的学习，专设史源学实习课指导学生。 陈垣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教育，认为“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他把教育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做，非常投入，曾写诗云“芬芳桃李人间盛，慰我平生种树心”。 南方日报：陈垣被毛泽东誉为“我们的国宝”，他的史学贡献有目共睹，但我们也知道，他在早年曾经做过报人，并且和他同时代的不少学者也曾经做过报人，如梁启超等。反观当下，也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频频在报纸上发言。请问二者有何区别？您如何评价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陈智超：梁热心于政治，他是个天才，精力旺盛，在政治方面确实有所作为，学术上也有很多成就。“新史学”就是1902年他提出来的。陈垣不是纯学院式学者。不过他们跟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不能划等号。普及历史知识很重要，当年有个大学教授叫黎东方，抗战时期讲三国很出名，要卖门票的。后来他去了台湾，前几年才去世。他当时讲历史的稿子出了书。这也是一种形式。不能要求每个学者都是一样的。但若是为出名而哗众取宠甚至歪曲历史，当然不可取。既然讲历史，就不能超过一个底线，迎合听众低级趣味。这个底线就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周少川：陈垣先生从1917年写《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始做历史研究。事实上，他同梁启超一样不仅仅是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解放前他在清理故宫、保存国家文物、典籍等方面为公众做了很多事情。解放后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许多贡献，他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活动家。儒家有“退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说，西方则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学者如果能够在做好学问的基础上发扬人文精神，关心社会现实、民生疾苦，这些都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