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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陈寅恪，史法援庵老，南陈的“独立精神”和北陈的“关注现实”都应该被尊重   “二陈”对比 南方日报：陈垣和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请评价一下二人的史学路数和学术贡献。 周少川：史学路数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二人都在中国的传统学术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和积累，也都对民族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陈寅恪学术上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民族文化的。陈垣先生也是如此，他们都有关于宗教史的研究，当然陈垣先生研究得更多。 解放后有“史观陈寅恪，史法援庵老”之说，此说虽不全面，但也有可取之处。陈寅恪对文化史观有独到的看法，而在史学方法上陈垣用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等的方法十分独到。当然此说也并不绝对，陈垣也有丰富的史学思想(史观)，陈寅恪也有很多笺证、笺注的方法，如以诗证史的方法等。 现在有人推崇陈寅恪“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这个当然是好的，但是若据此扬南抑北便显得偏颇了。抗战时，二人都在做学问，都坚守民族气节，彼时陈寅恪给陈垣写序曰：“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陈寅恪(南陈)在解放后专心学问，而陈垣(北陈)更关心社会，关注当时社会文化的建设，如古籍整理，点校《通鉴》、点校二十四史，参与中科院历史所的建立等。作为一个文化老人，陈垣对于全面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两个学者一个比较关注社会现实，一个更为关注书院式的学问。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家。北陈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对极左的思潮也采取批判的观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式主义狂热的时候还是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因此，对二人最合理的评价还是回到学术层面。南陈的“独立”和北陈的“关注”都应该被尊重。 陈智超：两人在史学上都作出了很杰出的贡献，所以并称“南北二陈”。但路数不太一样，过去有人讲，陈寅恪的东西很难学得到，但陈垣的东西是可以学到的。陈寅恪做学问，有一些是天才的猜测，类似霍金，这是天赋。陈垣则是“大匠示人以规矩”，只要老老实实遵循研究的规范，总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 南方日报：陈垣和陈寅恪在解放后“立身处世，各走极端”，二人也不复有书信往来，陈垣选择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论著寥寥；陈寅恪以盲衰之躯《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煌煌巨著，对此您怎么看待？ 陈智超：两个人的交往并没有断，过去两人通信很频繁，因为后来陈寅恪眼睛失明，没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两个人还是互相关心的。在最近出版的《陈垣全集》的书信部分中，有很多信是写给冼玉清教授(岭南著名女诗人、学者)的，冼玉清跟二陈关系都很好。1950年，冼给陈垣的信里就讲到某次她跟陈寅恪的唱和，并附上两人的诗词。1953年12月，陈垣给冼的信中写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当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间商酌，同人意见以为所长一席，寅恪先生最为合适。今闻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颇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陈垣问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闻其女公子调粤工作，可以照顾，甚善。”可见对南陈的关心，而南陈也有和冼致北陈的诗。 陈垣在1949年解放后的几十天，思想就发生了巨变。因为他解放前没读过共产党的书，只有自己的直观感受。有人问他，你见到什么新的东西？他说：“不说见到什么新的东西，就说没有见到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这些虽只是表面的现象，但这表面的现象，说明了政府实质上已有了根本的不同……这不只是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垣是真地感觉到解放初期这种极其鲜明的对比。当时的解放军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这是晚清出生，经历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占领等这么多变化的一个老人的亲身体会。1948年底，国民政府3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来接他南下，都被拒绝。因为他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 周少川：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陈垣是真心拥护新社会的。他在思想和学问上确实有所改观，力图将书斋里的学问变成为大众服务的学问。但是只能说思想上有所变化而已，“脱胎换骨”却是未必。陈垣先生的论著在解放后较少，这是肯定的，一方面是年纪大了，一方面也是由于关注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一些会议和活动，耗费了一些精力(如主持影印整理《册府元龟》等)。但也并非毫无著述，他还是写了三四十篇论文，其中纯考证就有26篇。陈先生去世后，香港出了《陈垣先生近二十年史学论集》。总之，他对于史学研究始终没有放弃。 (南方日报:陈祥蕉 解明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