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同时，还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张謇致力教育３０年，办学之多、种类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我国教育史上均属罕见。他丰富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活动，颇具时代特色，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对我们今天发展现代化教育和培养社会需用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立志教育救国，热心近代教育 张謇热心教育事业是在甲午战后，这出自他强烈的爱国之心。１８９４年，他考中清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本可沿着仕官之路走下去，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官僚。可是当他外觇大势，内审国情，面对中国甲午战败，国势日蹙，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赤子般的爱国之心使他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国势日颓并安于积弱乃是教育落后，“民智未开，公理不明之故”。“必须让它（中国）有知觉痛痒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教育没有其他办法。”［①］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ｑīｎ＠①ｑīｎ＠①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②］由此得出结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③］认定“今求国强，当先教育”［④］，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兴学、办教育、开民智、明公理入手。他深感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刻不容缓。决心以教育救国，以教育强国。从此他多方奔走，呼号发展教育之重要，大声疾呼：“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⑤］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⑥］ 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张謇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⑦］。参加过乡试６次，会试５次，殿试１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然而，翘首久＠②高中后，虽身居宿僚之列，却仍需蹲伏大暴雨中，接驾西太后的轿子悠然而过。接着父亲病危，及至匆忙赶回家，父子已生死永别。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⑧］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⑨］，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 二、规划出发展中国近代化教育的蓝图 张謇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眼光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⑩］。力主参考“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择其合我国情、利我之用者学之，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不加选择地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①①］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①②］。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他曾东渡日本，进行过７０多天的考察，参观了３５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当今世界的竞争，乃是学问、才能的竞争，教育的竞争。他说：“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①③］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他在《规复海军奏疏》中，提出振兴海军“根本之图，教育为亟”；在《徐州应建行省议》中，明确指出“兴学为要中之尤要”［①④］；在所写《变法平议》一文呈礼部的“八事”中，把“普兴学校”列为第一要事。建议清政府实行“新政”，要从“普兴学校，酌变科举”做起，并具体提出了兴学的次第、步骤和方法［①⑤］。指出办学次序应按“各府州县小学、中学循序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之序也。”各府州县警察法理农业工艺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应分立。“高等师范、音乐学堂、盲哑学堂。”可稍缓立。［①⑥］张謇这些教育设想，有着由低而高，由地方而中央，由普通教育到实业、职业教育，渐次发展的特点，并有兼筹师资的优点，体现了抓住重点，进行全面施教的教育思想。这套方案是张謇后来实践近代化教育活动的蓝图。 三、建立起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 张謇熟谙教育，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内在关系有个完整的看法。他说：“师范应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①⑦］他把整个教育事业看作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小学是其“源”，中学是其“流”，各专门学校是由“源”、“流”派生出来的“支流”，到了大学，则如百川会归，是各种知识的总汇合处。他的办学程序是：先师范，后小学，再专门，然后逐步升级，直到大学和大学本科。 办学离不开教师。张謇多次说过：“兴学之本，惟有师范”，“教不可无师”。［①⑧］他称“师范为教育之母”［①⑨］，具有“启塞”、疏流、承接教育内部联系纽带作用。他首提倡师范教育，亲自设计学校建筑图样、择校址、拟章程……。１９０２年，他自筹资金创办起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立师范学校的起点。据说该校除本省本县外，全国２１个省中有１３个省的青年来这里学习。张謇首开办师范教育之先，影响波及全国，很快京、津、冀、湘、闽等地都出现师范学校。为适应培养各门类和各级程度人才的需要，张謇不断扩展师范学校的类型和数量，相继办起了多类型的师范学校；有男师和女师；普通师范、专科师范和特殊师范；幼师、中师、高师、在通州师范内，设有四年制本科，一年制讲习班和二年制简易班。他不仅重视提高这些学校的质量，而且还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为办好师范教育，张謇曾提出若干创见性意见，并付诸实践。他认为师范毕业生必须用新知识教育下一代，为此师范学校设置课程要新颖，应有“教授管理法、修身、历史、地理、数学、国文、博物、理化、测绘、体操等”。对愿意深造的学生，可与本科毕业之后，加习随意科，以扩大知识面。如在“通州师范之随意科为：政治经济学、农艺化学、英文三科”［②⑩］。针对世俗贱视教师的情况，张謇建议授于师范毕业生官职和给予优厚待遇，以“鼓舞习师范者”。国家应为教师“酌定俸额”，以保障生活。为此他拟定方案，按不同层次拿工资：小学教师每月２０～３０元；高等小学教师３０～４０元；中学教师４０～５０元；专科教师７０～１００元。按当时的生活水平衡量，这是不错的生活待遇。他还建议政府对教育机关俯身低就者，待遇“有加为准”。“师范生充教习十五年以上，年至六十不能任教师者，给退隐费，如在职时。”［②①］这些建议为后来发展师范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随着各类师范学校的建立，大、中、小学校和各类实业、职业学校也陆续创办起来。 张謇办学讲究次序，他认为小学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因此主张“立学须从小学始”［②②］。他曾以种树喻育人，形象而深刻地说明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小学生犹苗蘖也，小学校犹苗圃也。培护径寸之基，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苗圃之事也。小学亦类似。”［②③］培养人才“非可猝然取也，盖自小学养成之”［②④］。他在创设师范学校的同时，广设小学，计划在农村每十六平方里设一初小。据统计截至１９２２年为止，张謇在南通一隅，就创建高小６０余所，初小３５０所。［②⑤］ “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②⑥］是张謇办学的原则。设学是为了有用于实业的建设，适合于当地需要，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兴办了各类型的学校，把教育同地方建设和发展实业融为一体。体现了近代化教育的特点。他曾说：“在南通讲教育，先想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②⑦］为确定南通市政规模和管理范围，他在通州师范附设测绘科，随之建立了测绘局、清丈局和清丈传习所。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水利建设是地方头等大事，张謇在通州师范附设土木工科。他任全国水利总裁后，在南京创办了河海工程学校，培养水利工程人才。南通地靠江南，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湿润，适宜发展蚕桑业，于是设立蚕桑讲习所。南通盛产棉花，为改良棉种、改进种植，农校应时而立。同时建立气象台，为学生提供实习园地。建纱厂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同时也为了改变在国际上“延欧人以司其命”的状况，设立纺校。随着医院的建立，急需新式医生，又设医校。１９２０年，纺织、医农等多所理工性质的专科技术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理工科的南通大学。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管理人才短缺，又设商业学校、工商补习学校，在吴淞设商船学校，在南京设立商业高中。为培养铁路管理人才，在吴县创建铁路学校。此外，为培养地方行政、司法方面的骨干，他于１９０５年后，陆续开办法政讲习所、巡警教练所、监狱学传习所；为适应地方对文秘人员的需求，又举办了国文专修科并亲自审定教材；为促进金融业发展，他创办了银行专修科；为充实南通市民文化生活，耗资近八万元，办起伶工学校，以培养专门戏曲人才，随后建立了更俗剧场；他还注意发展特殊教育，办起盲哑学校；为扩大妇女就业出路，办起职业教育：绣织女工传习所、发网传习所、保姆传习所、艺徒学校等。张謇还大力提倡工厂和医院办学，出现了工厂附属的镀镍传习所和医院附属的看护养成所和产科讲习所。１９０５年他在南通创办中国第一个博物苑，收集各种物品２９００多种，１９１２年又建成中国最早的南通图书馆，张謇“愤然捐其所有图书五之四”。 张謇通过几十年的努力，首先在南通建立起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师范教育到普通教育、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外加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更俗剧场等教育的辅助设施在内的一套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以南通为基地，逐步扩大到江苏省其他地区，发展成整个江苏省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柱，并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教育事业向近代化迈进。在中国教育史上很有名气的中国公学、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和至今享有盛名的苏州大学、南京师院、扬州师院等高等学府，都与张謇的名字紧紧相连。 １９０５年，张謇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期间，研究和制订了有关整顿学务的章程。１９０６年，他发起了创办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了适应形势需要的教科书和教育书籍。［②⑧］１９１１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张謇任会长。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学制宜分小学、中学、分科大学三级，并自高小起即实行文实分科。具体办法为：“初等小学宜溥，视其质之敏而近于文者识别焉以入高等小学，高等小学即宜略区文实而延其学年为六，文则重国学而植文法之基，实则重理算而植理医农工商之基。中学则文实显区，历四学年而径入分科大学。”［②⑨］文实分科更有利于资产阶级提倡的个性分化和自由发展。在此期间，由张謇发起成立了全国师范联合会和民办中国教育会。全国性教育组织的成立和全国范围内教研活动的开展，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向近代化发展的进程。 四、提出实施近代化教育的方针和方法 为了培养国家适用人才，张謇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德、智、体多方面教育。他具体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③⑩］。所谓“国家思想”，就是要求学生打破“为我主义”，有爱国思想和自立精神。为激发学生为国家而刻苦学习的爱国热情，他处处强调学生要知国耻，雪国耻。对学生慷慨陈词：“中国今日势衰弱极矣，国望亏损极矣。……环顾五洲，彼所称强大文明之国，犹是人也。以我中国黄帝尧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处人下，至有以奴隶目我者，诸君以为可耻否乎？”［③①］只有“国耻雪，则各国不得不视以平等，而国家的自由，此则大自由也。”“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③②］，希望他们“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雪国耻”，“把握潮流，迎头赶上，求有以自效于社会”。［③③］ 张謇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知一个人要真正能为国家做点贡献，除有爱国心之外，还必须有“坚苦自立”的精神，他要求学生要艰苦朴素，养成“勤勉节俭，任劳耐苦”的习惯。他说：“古今学者之所以能成其学者，何一非从艰苦得来。”［③④］同时，他反复强调自立的重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国格，具有振兴华夏的志气，反对屈从和依附的奴隶思想。为此，他把“艰苦自立”作为他所办各类学校之校训的共同基础。 所谓“实业知识”，就是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张謇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要能自立，必须有实业知识。他说：“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人舍实业，尤无生路”［③⑤］。因此他主张让学生从小养成从事农工商业的兴趣。在通州师范附属小学中，设有社会服务机构，如贩卖部、儿童工作部等，要求学生参加一些卖货、装订书簿、编织手工艺品、栽培植物、美化校园、管理文库、订报纸等社会性劳动。“期于服务之中灌输工商业知识，养成勤劳习惯。”［③⑥］在办学中，张謇十分注意对学生实业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在教学内容上，多仿效欧美、日本、增设与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有关的课程，并认为应把近代工业发展杠杆的科技教育和工业教育放在教育结构的核心地位，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实用、自得、自动”。提倡学用结合，要求教师结合生产实际进行实践教学，反对闭门读书。规定师范学校必立一小学，为师范生提供实习基地。师范生在最后一学期，必到附属小学实习。张謇把实习比喻为作战，他说：“师范数载之教养，备战具也，修战术也；附属小学之实习，战历之经历也；方案者，作战之计划也；评论者，使识其胜负原因之果何在也。”［③⑦］对实业教育，更强调“以实践为主要”。他说：“农学校之学生，不能为农夫之所为，是可谓学生，而不能谓农学生。……然农学生而不能为农夫之所为，又何需此农学校哉！”［③⑧］因此他在农校建立起一系列实习基地。如：农作物实验场、家畜试验场、苗圃、森林事务所、鱼池等。定期组织学生到垦区考察、试验，将取得的成果，通过举办展览会等形式推广到生产中去；要求医校学生到医院实习；土木工科学生搞实地测量；商校设有储蓄银行，每日有学生若干轮流值日经营；他所办的纺织厂则是纺校学生的实习基地……。在学习方法上，教育学生“多看书”，增广见闻，扩大知识面。但同时指出，读书必须有选择，阅读必须有系统，一定“将此书看毕再看他书，方有所得，不可见异思迁”，否则“所得等于一鳞一爪，而漫无系统”［③⑨］。要求学生学习时必须“静心”，注意力集中，力戒分心浮躁。与此同时他认为学校管理要严格。他说：“军队无放任，学校无放任，此今日世界各国之通例。军队放任，则将不能以令，学校放任，则师不能以教。将不能令则军败，师不能教则学校败。”［④⑩］他进一步指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④①］通过上述措施，使学生达到“勤学兮开智，＠③＠③兮分发蒙，光吾州兮日华再中”［④②］之目的。 所谓“武备精神”，则是培养学生有健康体魄、尚武精神，将来能担负起捍卫国家的重任。为此，张謇对学校体育、卫生教育也非常关注。他要求在男女各校中，体育应与其他学科并重，提倡开展各种球艺和武术比赛。他出资先后办起两处大体育场让学生锻炼。每年或隔一年开一次大型运动会，他亲自到会演说或参加评判。由于他的关心、参予，直接带动了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他还亲自布置、检查学校的卫生工作，尤其重视厨房和厕所的卫生，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二处的清洁；看学堂，先要看这二处是不是清洁。”［④③］ 张謇正是通过贯彻他提出的教育大纲，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培养近代需要的“合格国民”。 五、培养出一批近代化人才，积累了教育近代化经验 张謇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卓著成绩，给我国人民留下了丰厚的教育遗产。他一生始终如一，以坚定志向和坚韧的毅力，在“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舍之求助，下而对于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④④］的情况下，备受艰苦，不懈地搞实业、办教育，甚至有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书法，卖字经营笔耕以筹措办学资金，成为我国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典型和先躯。他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培养出一批近代化的人才。毕业生散布于全国十三个省区的纺织、农水、商业、渔业、医药、教育等各个部门，成为发展这些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仅就纺织而言，从开办到二十年代，培养了八百多名毕业生，促进了通海地区纺织工业的发展，而且还为上海、天津、汉口、海南等地输送了纺织技术人才。这些由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取代了洋工程师、洋工匠，能独立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改变着中国的纺织人员文化低、技术落后的状况，也改变着工厂长期仰息洋人，“延欧人以司其命”的状态。此外，土木工科学生绘制出二百多幅淮河实地测绘图，为后来确定治理淮河的方案，提出了科学依据；农校在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科学种田、提高产量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南通绣织女工传习所的学员们，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工艺技术，而且织制的人物、山水、花鸟、戏衣等远销欧美，深受外国人士的欢迎；商校的银行专科培养的学生，充实了商业和金融业的新生力量；……。随着新学校和所学科的建立，各类近代化人才不断涌现，直接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颇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他把培养人才和救亡立国，使之富强自立的理想联系起来；把教育同社会的需要和发展经济溶为一体，做到“建教合一”，使教育与实业配合，同地方建设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教育的发展，为地方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出现了公共教育以学校为基地，不断扩大和普及。育婴堂、幼儿园、残废院、贫民工场等公益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他还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提出多种途径集资办学的主张；他讲求办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实业教育中他要求学生不仅应掌握专业技术知识，而且要具有经济头脑，“须能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量度社会经济，以为发展之标准”，“否则所经营，必难发展。”［④⑤］在学习中，他引导学生放眼世界，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一个人生在这个世界，要讲究学问见识，要创立实业教育，至少要学会英德法日四国语言文字，方才够用。”［④⑥］张謇的这些看法都很有建树，至今乃很可取。他很有经济眼光，事事主张求实，每建一校之前，先做出全面规划，特别是在财政预算和支出方面，作出详尽计划，避免人力物力浪费。建校中，他亲临现场查看。建校后，校内一切重大事件都直接过问指导。他的这种实干精神，确实令人敬佩。 总之，从张謇办学的动机到兴学次序，乃至教学内容和方法无不显示了他在发展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那就是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他是中国教育向近代化发展的领路人。 注： ①《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一。 ②《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二。 ③ ④ ⑧ ④② ④④宋希尚：《张謇的生平》第５０７、３５６—３５７、５０７、１６０、３５６页。 ⑤《张季子九录•专录》之《东游日记》。 ⑥《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 ⑦ ①① ②⑦ ③③ ③⑤ ④③ ④⑥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３８１、２２０、１１９、４７７、３１９、９３、３４６页。 ⑨《张季子九录•外录》卷八《外录自序》。 ⑩《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四《师范学校运动会演说》。 ①② ②③《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五《师范附属小学二十周年纪念演说》。 ①③《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四《敬告全国学生》。 ①④《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代苏抚条陈规复海军疏》、《徐州应建行省议》 ①⑤ ①⑥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３０２、３０２页。 ①⑦《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六《正告南通自立非自立各学校学生及教职员》。 ①⑧ ①⑨ ②② ③① ③②《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二《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②⑩《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一《通州师范学校议》。 ②①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第４８４页。 ②④《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二《策划南洋大学致端江督函》。 ②⑤《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卷一。 ②⑥《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三《通州张氏家塾经史国文补习科答问序》。 ②⑧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 作者：崔薇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