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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怀疑和曾经的肯定 1．“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对人们思想的奴役。作为儒学基本观念的上下尊卑之教和明清以来流行的天理人欲之辨，的确严重地压抑了人性和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以至中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如此的观点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是通行的看法。 这可以说是从实践的层面判定儒学不适用于现代。 2．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理论上判定儒学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无缘。 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新教伦理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天职”观念或敬业和谋利的精神，所以不能够推进现代化。 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和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使得人们的看法又发生了转变，认为儒家思想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碍而且正是现代化的动力，因为东亚地区都属于所谓“儒学文化圈”的范围。一些学者总结了很多儒学促进现代化的事例并提升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它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令儒学提倡者头痛的儒家伦理和现代化的矛盾，在实践的层面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这一趋势到九十年代上半期达到了高潮。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国学热”亦是这一大趋势的表现。 4．九十年代后半期东亚地区爆发的二战后最深刻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促使人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特别表现在如何正确看待儒家传统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