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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要将“四书”搬进课堂作为必修课。因为清华大学的地位，“四书”之于高等教育的关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解读空间。 “四书”是传统文化的经典。确切地说，是儒家文化经典。更进一步地说，是以朱夫子为代表的“后孔孟时代”的儒家文化经典。按近代新儒学大家张君劢的分类，朱夫子要归类于更广义的新儒家之列，这个起点大致得从韩愈先生算起。朱熹也好，程颐、程灏也好，他们无非是在韩愈所列的“道统”谱系中，想当然地与孔孟前辈们产生关联。这个谱系中，荀子先生都不够格。这儒学嘛，脉络也的确是复杂的。看来，《四书》怎么读，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在《儒家与道家》中有这么个论述，说是儒家教育大致是经典文献式教育，培养君子式的人物。但这君子式的人物，又不是什么知识型的人才，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官僚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而已。科举教育就不说了，后来朱熹等人开办的一些书院，差不多也是靠经典文献的教育，让学生们懂得如何做人，做“儒家典范”的君子式人物。那么，读“四书”对于现代学生又有何意义，还是得重新思考一下。 现在回到清华的课堂上，“四书”被拿出来了，要“一字一句”地读，这其实不是什么坏事。虽然清华的学生是全国一流的，但古典文献嘛，还只能参照中国古代私塾级别的水准。诵读“四书”，之于启蒙教育来说，或能起到传统文化启蒙的作用；之于高等教育来讲，最好是将之定位于“补课”，谦虚一点，别谈什么国学啊之类的。这种必修课最好的功效，无非是熟读古汉字，掌握文言句法。当然，我更倾向于将《古文观止》列为必修课。 还是那句话，“四书”列为必修课，不是什么坏事。大学里无用的公共必修课何其之多？相反，读“四书”还是很不错，很有意义的。有人争论，具体怎么个读法，我看，能读懂纸面意思就不错了。读懂纸面的意思，说的不是从发音到言文翻译有所掌握，而是了解古文字及其句法，这其实就不容易了。以我浅薄的见解，读“四书”能补的就是这些内容，别谈儒家，更别谈国学。 “四书”必修课教育如果成功，兴许以后能增开新的内容，将诸子百家都加上。这是我的奢望。如果经典文献都不能直接从纸面掌握，要梳理传统文化的脉络，就只能靠那些现代学者的二手介绍了。这是个变了味的过程，就如我们谈“四书”，都想当然地把它单纯同儒家等同起来，忽视了儒家历史微妙的诡变。我们需要读懂古文献，仅此而已。(肖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