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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下午2时至5时，在“单双号限行”圆桌会议现场，8位与会专家、市民代表“唇枪舌剑”，就北京单双号限行是否应长期实行，展开激辩。谈到如何借鉴国外经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香港公车极少，此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学习时，得知该校只有10辆公车，其中6辆是小面包车，专为来访的团体准备。而在北京，可能一个处长、局长，就有一辆车，所以要学香港减少公车。 (9月9日《新京报》) 香港理工大学，这所已有七十余年历史、被称为香港“最具规模大学”的国际知名学府，仅有10辆公车，不能不让人匪夷所思。其实，严格地说，除了6辆迎接团体来访者的面包车，香港理大仅仅拥有4辆公车，笔者不揣陋昧，敢问香港理大，区区4辆公车怎么分配，参照内地一些高校的“福利”分配，校长、副校长应该捷足先登吧，如此一来，大大小小的处长怎么办？如果尊贵如处长者连公车都不配备，何以会动辄演绎40教授争一处长的戏剧？ 不独香港的大学公车少，香港的政府部门公车也不多。有这样一组数据——据报道，在香港，对公车采取了严格的控制。17年来，公车始终保持在2000辆，而没有增加过1辆。同样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为限制公车，韩国首尔市政府根据《官用车辆管理规则》，政府公车只有4辆，这4辆公车的分配情况是，市长一辆，三位副市长各一辆。需要附加一句的是，前者是2006年的数据，后者是2005年的数据，几年过去，香港和首尔的公车，想必有所变化，但是由于基数少和刚性的制度约束，即便这两地的公车有所增加，也不会遽增，这就使人发问：公车如此之少，香港特区政府和首尔政府是如何运转开来的？难道公务员不闹情绪吗？ 其实，公车少，或者减少公车，对政府部门运转妨碍不大，有事实为证，2006年，中非合作北京峰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实施了交通管制，大约有49万辆公车被封存，原本有“首堵”之称的首都北京“交通顺畅，秩序井然”，最值得咀嚼的是，49万辆公车入库封存，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 回过头来联系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单双号限行。各路人马激辩之烈，可谓口干舌敝，刀光剑影，职能部门却置之度外，静观其变。抛开公车谈单双号限行，显然是不明智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不控制公车，即便实行单双号，以一些政府部门的财大气粗，多配置一批车以达到单双号齐全，不是难事；即便不新增公车，需提到一个细节，当前实行单双号时，还有一些特殊的车，不受单双号限制，它们拥有特殊通行证，以一些政府部门的资源，近水楼台，搞到通行证亦非难事。所以，最终倘若不限制公车，受到最大伤害的仍是私家车主。 总之，香港一大学仅10辆公车告诉我们，公车有必要削减、有必要控制。封闭公车，天塌不下来，不仅天塌不下来，还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塞、降低空气污染，有利于减少公共财政开支，还能提高公信力，从而具有示范意义，推行单双号限行时也有说服力，不至于贻人口实。(王石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