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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目都会成为各大媒体及语文界津津乐道的话题,6月7日首场高考，下午开始作文题便成为媒体的热点，许多专家也对五花八门的题目进行评点，依我着，这些作文题目出得实在不怎么样，大都价值不大，无病呻吟而已。 如果把部分省市的作文题进行归纳，大致可分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属于怪题、偏题类。如福建的《季节》、湖北的《母语》、浙江的《行走在消逝中》等，这些题目，想让考生讲什么？题旨方向都不甚确定，而且很难让人对题目的是非内涵作正确的判断。例如《季节》，究竟让人讲什么？是讲季节变换要注意健康还是要注意衣饰花样翻新？还是讲不同季节的景物？《行走在消逝中》，题目本身就不通，是抽象派语言，写散文诗之类可以，用价考生作文题则太模糊。岁月会消逝，行走“消逝”怎么理解？人生行走还可勉强与消逝联系，宇宙间的行走，人能看得见消逝吗？至于《母语》，概念也不清晰，“母语”是“母亲的语言”还是大民族的语言、从小就接触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还是国家的正式官方语言？出题目老师考虑的是不想让考生（老师、家长）猜到，所以便怪而偏。 第二种是内容晦涩类。例如安徽的《提篮春光看妈妈》、广东的《传递》、北京的《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等便属此类。看妈妈与“提篮春光”硬扭在一起，其实八竿子打不着，而且这“提篮春光”是什么意思？这就有点王蒙先生的“意识流”小说味道了，这叫学生如何准确审题？这个题目还好是给安徽考生考，假如给上海孩子考，肯定会写成“春天去提篮桥看妈妈”，作文中不知多少孩子的妈妈要“进”提篮桥呢？而“传递”一词作题目，犹如流动的冰川，作文内容很难抓住支撑点。至于北京考题那两句供议论的文言诗句，更是没什么思想意义，这种题目会把考生越考越蠢。 第三种则是提倡自我、渲泄个人情绪。如上海的《必须跨过这道坎》、重庆的《酸甜苦辣说高考》、江西的《心中的一泓秋水，要说爱你不容易》、辽宁的《我能》、湖南的《诗意生活》等。现在的考生，城市里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平时在家长溺爱下已经很“自我”了，我们的高考试题，何必还要给他提供发泄机会？高考固然有“酸甜苦辣”，但通过高考系统复习、掌握、巩固中学阶段所学的知识，是必须的，有什么“苦辣”？而《我能》则完全可以写成一篇个人私欲膨胀的“力作”，阅卷时给不给高分？《诗意生活》则完全是为城市孩子、为富家孩子取得高分夹带的“私货”，那些付不起学费的农村贫困家庭子弟，他们有这种“诗意生活”的体验吗？这是作文考试中的不公平竞争。而江西的考题则完全像是在考流行歌曲的歌手，或是面向了有早恋经验的孩子。 第四种则表现为内容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如陕西的看图作文《出事了》，出什么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惊人的事怪异的事？逻辑上的混乱便带来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天津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这个题目很悬，假如一位考生家中房子正碰上拆迁，全家人常挂在嘴边的肯定是“要顶住压力”，写出来了会有高分吗？如果不写，这不是逼着考生讲假话“从高考作文开始”吗？ 当然，稍好一点的作文题，如江苏的《怀想天空》、山东的《记忆永远不会风化》、四川仔《从一步到一生》、海南的看文谈创新等，还总算过得去。 从1962年高考作文《雨后》以来，那些出卷的老师为了“出奇招”防止猜题，总是要出些偏题、怪题，如果说当年的《雨后》对于太讲究“阶级斗争政治”的社会氛围还有些宽松调节意义的话，那么，这几年高考作文题目经常搞得晦涩和过分鼓励渲泄自我，则就是我们教育的一种倒退。我常想，为什么高作文不能出一些让孩子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公德、关心国事家乡事他人事方面的题目，让孩子既考驾驭文字的能力，又考出智慧、考出人生（今年江苏、山东考题就较好）？许多人至今津津乐道于《雨后》，殊不知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并不足法。高考作文亦应讲点时代感、现实针对性，在当前，如能出一些正确树立财富观、如何对社会弱势群体体现爱心、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环境、如何对本地区建设献计献策、如何让他们从小就远离迷信崇尚科学等，让他们多关心一点国家、民族、大自然、他人，甚至鼓励他们对一些社会弊端进行批评，从而开启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这才是我们的教育所需要的呵！而现在，孩子们“讲假话从做作文抓起”，已成为一种通病。而一些博士生、硕士生就业难，又何尚不是他们书读得太死、太不关注社会、太无实践能力所致？ 封建科举考试时，尚且要考联系实际的“策论”，即针对政府不合理政策或社会问题提出对策，以便从中发现能够治理国家、参政办事的人才，也正因为如此，有的举子一中进士，并有能力或机会被选拔去当县令，我们现在的“高考解元”（即各省市第一名，应为解元，不是状元），能去当县长、乡长或厂长吗？ 教育界人对无病呻吟高考作文题的沉缅，何时才能警醒？ 作者：陈云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