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黄兴涛，学界同仁都会想起他二十多年前那引人注目、意味深长的辜鸿铭研究，想起他对近代中国新名词问题的持久关注和在“概念史”领域的独特探索，还有近15年来，他积极稳健地参与推动的大陆“新史学”建设。2009年，黄兴涛为“她”字作传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一书，风格独具，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今年，他又推出主题重大、扎实厚重、论辩深入、启人深思的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一书，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繁体字版，再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特别是大陆版，甫一问世，即受到同仁重视研讨，获致读者青睐，最近已被多家传媒组织专家，评为2017年度十佳图书。 黄兴涛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最早得益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所受到的十年专业教育。1982年，17岁的他从湖北荆州考入北师大历史系，并以优异成绩保送研究生，跟随著名史家、新时期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开拓者龚书铎和李侃两位先生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在人们纷纷“下海”的年头，他又进入博士生行列，并于1992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至今。 谈到求学的十年，黄兴涛十分感念母校的培养。他说在那里收获很多，包括史学考证的看家本领，多门文化专史知识的贯通研习，踏实努力的学风，立身学术的志向，乃至爱好书法的雅趣之养成等。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其思想文化史研究方向的确立。 黄兴涛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辜鸿铭的文化活动与思想研究》。毕业三年后的1995年，他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书，以大量外文文献为一手资料立论，成为国内系统研究辜鸿铭的开拓性专著，收入当时名家荟萃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中。那一年他正好30岁，是该丛书最为年轻的作者。后来该书获得第二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黄兴涛对辜鸿铭及其相关文化现象的探索，以及1996年对辜氏著作《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文集》的翻译出版，一度引发持续不衰的“辜鸿铭热”。1998年，他又主持翻译出版了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一书和“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其步入中西文化关系史领域的最初贡献。 如今，回过头来看黄兴涛当年对辜鸿铭和陈季同等在西方歧视中国及其文化、而国人又开始极度蔑视自身传统的时代所写的《中国人的精神》等“西向”著作的理性研究与反思，或许能引发今人关于民族文化自信心建设所需要的正反双面的更多思考。 黄兴涛毕业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这里是享誉中外的清史研究重镇，学术交流十分活跃，对理论和方法的重视也相当突出。这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又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和滋养。 从1997年开始，黄兴涛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近代中国新名词的研究上来，重点关注此期大量涌现的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现代转型间的历史关系问题。2000年，他以此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通过，此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此种研究将新名词作为词汇、概念和话语的运用实践统一体来看待，特别关注新名词整体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同于传统仅从字词获得历史信息的那种研究。 2003年，黄兴涛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从同道那里获知德国以科史莱克为代表的概念史方法，从此形成了“概念史研究”的新视野。此后他又对“文明”“文化”“社会”“现代化”“中华民族”等重要概念的形成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进行探索，发表了系列成果。这也是他本人参与倡导的“新史学”的立足点之一。 2002年，黄兴涛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为契机，参与发起了新时期的“新史学”运动。2007年，他又参与创办《新史学》辑刊，成为召集人之一。《新史学》广泛探索史学研究新领域，尝试史学新方法，目前已经持续10年，出版了9卷，在学界特别是青年学子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从其主编的《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来看，他强调“观念的‘社会’化把握与‘概念史’实践”，“知识的反思性考掘与信仰的本真性揭示”，包括人类学理念和方法等运用在内的“‘人文’化的学术追寻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可见其融合新旧文化史的研究理念。2011年，他出版的《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一书，集中体现了此一特色。如果将此书与10年前他的《文化史的视野》和《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等著作相比，其学术方法的前后变化显而易见。 《“她”字的文化史》一书可以称得上是黄兴涛直接参与“新史学”建设的代表性成果。它融合语言、文学、性别研究和思想史的视野于一炉，探索了一种复杂多彩的“文化史事件”的书写新方式，被公认为新时期带有“新文化史”色彩的成功尝试之一。出版后，产生了广泛影响，海内外有20余篇书评发表，并获得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奖在内的多项奖励，2015年又推出增订新版。 《重塑中华》一书，是黄兴涛思想文化史探索的最新力作。它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做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全书材料扎实、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而新颖、新见迭出，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还努力呈现了这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对于今人认知清代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和民族、国家的命运，具有重要价值，也表明黄兴涛的学术境界，又有了新的提升。 黄兴涛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和历史学院的领导职务，曾任清史所所长，现任历史学院院长，为本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多年来，他获得过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10余项，还得过多项学术荣誉，如2002年荣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二等奖，被聘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2009年评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5年又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这些，可以说是对他学术成绩的一种肯定。 中华读书报：读您的论文和著作，有一种突出的印象，就是您在注意发扬传统史学的扎实考证功夫的同时，也不乏新的问题意识与思想方法；既有广阔的跨学科视野和整体把握的高度，又有具体呈现和透视思想文化事件的微观取径，从而较为圆融地体现出一种新旧调和的思想文化史特色。这是否是您的自觉努力？您觉得思想文化史研究者最为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黄兴涛：您过奖了。在这方面，我或许同很多人一样，的确会有一些两相结合的自觉，但实际上却未必做得多好，可能更多时候是一种不自觉的新旧杂糅。这些年我也参与倡导“新史学”，接触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但往往又会有自己的理解，更愿意将其看作一种有自身局限的研究视角。在我看来，思想文化史研究容易蹈空，必须有实证功夫做底子，否则其阐释论辩，难以给人以信实可靠之感。 做史学研究很难，需要从问题出发的综合把握和阐释能力，但跨学科视野的获得，又谈何容易。思想文化史研究必须有宽阔的视野，首先当把握和弄清真相，同时还需有思想，才能体现史学“反思性再现过去”的学科特性，虽不能至，却该“心向往之”。前不久，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历史学院，我的贺词就是“全球域视野，长时段关切，人文化追寻，反思性研求”。后来觉得长了，减为两句：“全球域视野，反思性研求”。当然，这里的“全球域”视野，主要针对的是那里的“全球史研究院”而言，但历史研究者，的确不能窄视和短视，即便没有丰富深刻的思想，也应该努力涵育一种人文精神和大的关怀，不仅要自觉从自身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更好发展的角度发现和研究问题，还要从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美好的高度，来不断反思从前的历史活动与思想观念。这是反思性研究和呈现历史的前提，它有时可能比方法更重要。但对单个学者来说，这却无疑意味着终生修炼的过程。 问答 中华读书报：《重塑中华》一书是您多年研究的结晶，从2001年前参加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第一篇有关论文开始，断断续续沉潜了16年时间，实在不易。在您看来，今人要想更好地认知和把握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念，最该注意的是什么？ 黄兴涛：我觉得最该注意的，一是历史演化的延续眼光，特别是重视揭示传统的“中国”和“中国人”认同的延续、范围的拓展，及其向现代国名和国族的转化过程，它在清代尤其是清末，已经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这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发生的根源。二是新的思想资源和时代际遇导致“民族”观念的现代变化，尤其是国际政治意义的“民族”和人类学意义的“民族”概念彼此冲突与融合的持久互动。 中华读书报：今后几年，您在学术上有什么打算？ 黄兴涛：简单地说，有三件事情已长期拖延、亟待完成。一是关于近代中国新名词新概念与思想文化转型关系研究的综合论著；二是关于清代西学与学术变革关系的学术史著。三是关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研究和数据库建设。但愿能够尽快高质量地完成它们。（本报记者王洪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