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台书院课士录》，(清)张集馨 选。金台书院，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立，其前身为“首善义学”，为北京著名书院之一。 书院是我国古代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清代达到鼎盛。说起书院，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由于研究的不足，宣传的不够，人们对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知之甚少。其实，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书院在文化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北京的书院主要存在于元明清三个朝代，著名的如太极书院、首善书院和金台书院等，它们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金台书院校舍存在至今，即现金台书院小学所在地。 北京古代书院的兴衰与文教政策以及党争、政争密切相关 元朝忽必烈时期，实行“汉化”政策，对于汉地早已存在的书院采取保护、支持的政策，北京地区先后出现了太极书院、谏议书院、文靖书院和韩祥书院。 到了明中后期，官学衰落，王阳明心学兴起，成为思想界一大变局，随之而来的是书院的勃兴。和全国一样，北京地区的书院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明朝北京的书院有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叠翠书院、后卫书院和首善书院等。明朝天启初年创办的首善书院（位置在现在的南堂），是由在朝廷做官的东林党人发起创办的，名噪一时，遐迩闻名，从其艰难沉浮的兴衰历史中可窥见政治对书院的影响。 时值内忧外患，在朝廷中掌权的邹元标和冯从吾等东林党人认为重塑封建伦理纲常，培养为朝廷、为国家效力的人才，是当前首要的“政治”，只有如此，才能挽救国家危亡，因此他们创办了首善书院。首善书院的讲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而是不谈时政，不谈私事，不谈仙佛，只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道德。首善书院被封杀是因为不久以后再次兴起的党争，而并非书院本身讲学的原因。魏忠贤等人为了控制朝政，必须打压东林党人，于是便无中生有，上疏诋毁首善书院，指斥邹元标、冯从吾讲学是为批判国政，污蔑二人身为朝廷重臣，高居朝堂，而别创书院讲学，意在收拢人心，另有所图。随着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形成，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和赵南星等人相继被罢官，书院讲学活动停止。天启四年（1624）六月，朝廷下令取缔首善书院，阉党把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天启五年正月，阉党人士、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以“假道学不如真节义”为由，请毁首善书院，改为祭祀辽东战死将士的“忠臣祠”。天启皇帝准奏。之后，撤去首善书院匾额。七月，御史倪文焕上疏说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东林党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皇帝诏令将首善书院碑文砸碎，孔子的牌位也被阉党丢弃在大路边。 清朝初期对书院采取了禁止政策，经过康熙朝的调整，到雍正时期转而对书院实行积极扶持的政策，天子脚下的北京，书院得到较快发展，是北京书院的鼎盛时期，主要书院有：金台书院、云峰书院、燕平书院、卓秀书院、潞河书院、蒙泉书院、近光书院、温阳书院、白檀书院、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由于清代政府对书院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地方官员往往成为书院创建的发起者、组织者，大都带头捐俸捐廉，并且劝捐，为书院筹集资金。例如光绪五年金台书院大修时，顺天府尹周家楣广泛发动，大小官员纷纷捐献，竟然筹措到14631两银子。位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多次修缮，都是当地官员自捐清俸，再约诸君各捐清俸，鸠集工匠，悉加修葺。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至十四年二月，密云县令李宣范发动当地绅士捐廉几千两白银，对白檀书院进行了重建。 清末政局对书院改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使书院改制的过程一波三折。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在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前，北京已经是变法的大潮在涌动。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各地两个月内把书院全部改制为学堂，金台书院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改制为学堂的，虽然没有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制，但和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在变法期间比较早地完成了改制。然而，由于光绪帝的政令不出北京城，故而北京郊区的书院并没有进行改制，其余的书院都是在清政府“新政”后进行改制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牢牢控制了朝政，推行“新政”，又下令书院改制，光绪二十九年，朝廷废除科举，官员们看到中央政府改制的决心，北京的书院改制才迅速推开。 北京古代书院对人才的培育有自己的独特性 由于理学盛行，北京书院主要讲授已经理学化的儒家经典。明朝中后期北京书院的大发展主要是王学传播的结果。清朝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北京书院无疑承担了“首善之区”的教化重任，加上书院教育的科举化，北京书院讲学内容主要固定在“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上，外加二十四史。相对于其他书院，北京书院在传播理学和保存文化典籍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北京书院有着自己的特征：一是由于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明清的北京书院兴衰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更大，无论是明朝的首善书院兴衰，还是清末书院改制过程，无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强大制约，无不受到党争和政争的强大影响，这一点比任何地方政治因素对书院的制约作用都要大得多。二是书院经费来源中，官府拨付和官员捐献的比例较大，上至皇帝、直隶总督，下到各县的知县、教谕，都对北京书院大发展从经费上予以支持，显示出官方力量在书院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北京的书院院长、教师和生徒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清朝时期的北京汇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使得官员在选拔院长时，标准更高，视野更宽，而且会试和殿试都在北京举行，那些遥居外地的落榜举人，往往选择在北京的书院、主要是金台书院复读，以备再考，可以说北京书院是全国招生，因此北京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影响波及全国。 北京的书院对人才的养育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元明时期的北京书院和科举联系不甚密切，士大夫创办书院是为了传播文化，并非为了输送举人、进士。太极书院以著名理学家赵复为主讲，选拔俊秀有才识者为学生，当时在书院听他讲课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理学大家，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人都对赵复执弟子礼。太极师生缝合了辽金时期北方的儒学断层，有力地推动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清朝时期，北京的书院成为士子科举的主要场所，生徒数量创历史新高，特别是金台书院，京外各省士子在这里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或者成为官吏，或者成为学者。有时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同治十三年（1874），金台书院爆出重大新闻，应试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成为清王朝第101名状元。陆润庠后来历任礼部侍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大学士，屡典科试，晚年担任宣统帝的师傅。光绪三年（1877）时，顺天府乡试，陆润庠充会试副总裁，昔日的学生现今成了副总考官，兴致勃发，题写“状元”匾额赠母校金台书院，后来此匾高悬在金台书院的垂花门里，故京师人俗称金台书院为“状元府”。 北京古代书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法 北京书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以德育为首。北京地区的书院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希望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道德楷模、谦谦君子，其讲学主要向学生传授封建伦理道德，培养学生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这和官学以培养官吏为直接目的不同。另外，在考课题目、书院章程、条规、课规、学训、祭祀等活动中，甚至书院的对联、匾额中都贯穿着品德的“教化”。 二是书院兴衰与官府对书院的管理方式密切相关。从北京书院发展历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官府支持书院，各级官员就会闻风而动，采取各种具体的措施来发展书院教育，或捐资，或倡建，或拨款拨地，或物色山长，甚至亲自到书院讲学。反之，他们就会设置重重障碍，阻止、破坏书院的发展。北京书院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乾隆以后几次发展的高潮，无不和政府对书院的支持密切相关。 三是独特的教学方法。书院教学的特点是以自学为主，优游读书，实行启发式教学方式；师生之间提倡争鸣，盛行自由民主的讲会；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尊师爱生，师生关系水乳交融。 四是精简高效的管理。古代书院管理大都“精简高效”，院长和师生共同管理学校，书院仅有少量的管理机构，配备少量的管理人员。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