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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南移的表征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翻阅中华民族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黄河下游两岸生活，他们以捕鱼、狩猎、采果为生，经过母系社会，汉族生齿日繁（繁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先民们就告别了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时期，史称五帝时代。先民们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产方式由渔猎进步到畜牧，创造了奴隶社会灿烂的文化。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移居到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和，植物繁茂，生产方式已由畜牧业进步到农业，并开始了定居生活，文化与教育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生活是学习，劳动是学习，长者、父母就是教师，猎场与田野就是学校，文化教育与生产生活水乳交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正向封建制过渡，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迫使人们酝酿、讨论，并且尽快做出答案。于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牧民方略。他们之间激烈的论争，也有微妙的相互吸收和渗透，从而促进了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了学术。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五百里为半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争鸣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教育家。如儒家有孔、孟、荀；墨家有墨子；道家有老、庄；法家有商、韩、李，他们都有很多论著，其中《论语》、《墨子》 、《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中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奇葩。 可以说从东晋开始，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国却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十二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经济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值得注意的，如同火药对于军器制造，指南针对于航海，活字印刷术对于文化教育一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五代相对活跃，多极化发展和兼融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加之楚文化的兴起，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出现 ，楚辞、绘画、诗词、歌赋、建筑与园林艺术在长江流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促使文化开始向南移动。从东晋开始的“文化南移”现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经由黄河中下游移到长江中下游，这种文化重心的变迁至南渡以后完成。 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沿江出现了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港口和繁华的城镇，人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加之长江两岸名山大川甚多，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变迁，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不仅从数量上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从质量上看，中国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种文化南移的结果是繁荣了长江流域的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为例，长江中下游的状元共有八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区不过二十五名，还是封建皇帝为了照顾那里的情绪而特赐的。从东晋伊始至今，经过文化的两次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始终长盛不衰，沿江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了著称于世的繁华都市，中国各大学派、流派也以长江两岸为中心分布开来。 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史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 ；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 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他们构建了一套缜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续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宋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名世，弟子程颢、程颐袭其衣钵并加以发展，创 “理气说”和“居敬穷理说”。及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了“大程”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朱熹发展了“小程”的客观主义倾向，并集前代理学之大成，成为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理”一元论，以“小程”和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其中以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最为突出。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宋口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 ”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至于陆九渊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岁来南康访朱，并登上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将此讲义刻于石碑，以警后世；44岁赴国子学讲《春秋》，其后一边为官，一边讲学。王守仁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并修复了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工作。另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 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 他们笼络汉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想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远离政治，“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干嘉学派”考据之风的盛行提供了温床。满清几位皇帝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理都十分重视，在他们的倡导下，大批知识分子转而学术复古，在古籍的编纂与整理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馆编修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成。历时10年，共收书3503种，计8900余卷，装订成书36000 余册，分经史子集四部，保存和整理了大量历史文献，这是考据学派复盛的直接后果。 清代书院，受总的政治气氛与文化教育管理政策的影响极大，书院逐步官学化，受政府遏制，几近沉寂，书院特质基本消亡。满清政府为防止“东林书院事件”的重演，曾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同时，为表“开明统治”姿态，表示对书院教育的不无关心。顺治十四年，顺治帝同意修复石鼓书院，但这只不过是装点太平盛世之举，实质上从清开国后的90余年，书院一直处在被禁或停滞的状态，除去考据之风带来的文献古籍的丰硕成果之外，学术研究、书院教育几乎就没有什么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