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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各地孔庙在前朝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发展，离不开上层建筑的支撑，历史证明，在统治者夺取政权以后总是要在巩固政治形态上花较大的工夫做文章。儒学，作为前朝统治的理论根基，在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以后，又照样被派上用场。元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楫，请以金枢密院为先圣庙”。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时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许衡从祀孔庙。文宗时遣儒臣去曲阜代祀孔子，又诏修孔庙、建颜回庙。1330年，加封孔子父母及诸弟子，如颜子、曾子、子思等，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封程颢豫国公、程颐洛国公，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位在七十子之下。当哈剌哈孙为中书左丞相，由于京师北京“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 元大德十年（1307年）大都（北京）建立了“圣庙”，即今天的北京孔庙，与国学国子监并列成为右庙左学的格局。按此礼制，元朝在各路府州县也普遍没立了学校在祭孔礼仪中，元世祖准用汉代仪式，执事官则其公版执手版，丁祭变服始于是此。成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统治者的这些举动，元一不与推崇儒学有关系。《元史》记载的元使臣高智耀拜见宪宗皇帝有一段对白足以说明此问题。宪宗即位，智耀入见，言：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棋艺用也。免其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此。”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启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高智耀告诉宪宗皇帝，自古以来掌握了国家的人，用了儒士就大治，不用儒士就相反，儒家以三纲五常治理国家，医、卜、星、相之人完全不能相比。宪宗皇帝听取意见，下诏免除国内各地儒士之差役，不得增添其负担。皇帝的这些旨意，噗元朝官僚贵族所领会。有个叫姚的官僚，在河南辉州“作家庙，别为室奉孔子及宁儒周敦颐等像”，姚枢在修家庙的同时，也另修筑房屋，类似孔庙的功能，供奉孔子和宋儒，这样的民间孔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对于曲阜孔庙，元政府免除了前朝廷续的由当地百姓一百户扫酒的义务，《元史》记载：“曲阜孔子庙，历代给民百户，以供扫洒，复其家，至是，尚书省以括户之故，尽收为民，磐言：‘林庙百家，岁赋钞不过六百贯，仅此一六品官终年俸耳。圣朝疆宇万里，财赋岁亿计，岂爱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且于库府所益无多，其损国体甚大。”从王磐的这段落谏言中，可以看出元统治者对于保护孔庙，以善待孔子，动用国家财力所花费资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各地建孔庙蔚然成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就令“开平守城释奠于先圣庙”，保州张柔“迁庙于城东南，增其旧制。在西南，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云南省忠庆路总管张立道，认为”云南未知尊孔子，祀五少逸为先师。立道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世人帝子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于是云南首建孔庙。 明朝统治时期，也效仿前朝，在祭孔活动、修建孔庙等方面仍不落伍。明太祖入江淮时，“首谒孔子庙，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明太祖还常请儒士进宫为武臣们讲解史经。《明史》记载：“冬十月丙辰，诏儒士更直午门，为武臣将经、史。”太祖皇帝还告诫众臣，“汝等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慎勿杂苏秦、张仪纵横之言”。明开国初，十分重视人才，“重师儒官”，“宿群儒于阙下，随其长而用之”，明洪武十五年三月丙辰，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监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人、博士三人、助教一十六人，俱从八品；学正三人，正九品；学录三人，从九品；掌馔一人，杂职。其文移，则六部札者曰：孔子虽圣人，臣也，礼宜一奠而再拜。联以为孔子明道德以教后世，岂可以职位论哉？可见，明王朝学庙结合，在国学国子监举行过释典。 当时孔庙的状况可以从文献中得到一些情况：（洪武十五年五月）已未，新建太学成。其制，庙学皆南向，庙在太学东，中为大成殿。殿左右两庑，前为大成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棂星门。太学正堂日彝伦堂，中为祭酒、司业公署，左为祭酒、司业讲授之所，右西列席，东向，为博士课试之所。前为太学门。又前为集贤门。彝伦堂之后为六堂，日率性，日修道，日诚心，日正意，日崇志，日广业，诸生肄业居之。堂之东西皆列二馆，助教、学正、学录居之。丞、簿有署，会馔有堂。厨库井以次而列。学之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有妻子者居外，月给米赡之。自经始以来，架数监视。至是落成，遣官祭先师孔子，命翰林院学士宋记其始末于石。仍以旧国子学为应天府学。 世宗皇帝还依据吴沉的文章提出的孔子不能称“王”为依据，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更该祀典，改称至圣先师”。 在孔庙礼仪祭祀方面明朝已经逐步规范其礼制，明洪武初。制二仲丁释奠，丞相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三献。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确使用的祭器、祭物，祭牲（三牲）用熟食，乐用六奏，择监生之端娴者与文职大臣子弟之在学校者习舞。用学生作为佾生从此开始。明洪武六年（1373年），设定祭祀乐舞用六佾。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北京孔庙作为国学文庙正式建成。北京孔庙孔子牌位用木祖没有再使用孔子画像，其理由是一像不能重复出现，即“不设复像”。此礼制廷续至今，只能是孔子家庙——曲阜孔庙可以塑造孔子像及其从祀的先贤先儒像，其他地区文庙只能用林祖牌位代替。地方文庙设立孔子像被认为是不符合孔庙这一明洪武年间确立的礼制规范，而带有地方的随意性。这在明洪武以后得以纠正。 元明时期，孔庙建筑在两宋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风格自成体系的建筑群。中轴线上，坐北朝南，一般孔庙依次都有：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戟门）、东西庑、崇圣祠（启圣殿）等主要框架。这些主要建筑是否齐备，是确定孔庙建筑群是否完整的主要标志。当然，坊、碑亭、楼阁等配套建筑，一般与主体建筑密不可分。在地方孔庙，还有乡贤祠、名宦祠，用于祭祀地方贤人名宦。这一时期，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促进了孔庙在各地的发展，孔庙的规格只求 孔活动，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据《兖州志》记载，曲阜孔庙，元代修六次，明代重修、重建共达二十一次。最大的一次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当时孔庙遭雷击，大成殿等主要一百二十余楹“化为灰烬”。明帝朱家庭成员樘下令重修，历时五年，耗银15.2万两。现存曲阜孔庙中的主要建筑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明代重建时的建筑。其中万仞宫墙为明嘉靖年间所建，金声玉振坊也明嘉靖年间所建，棂星门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所建。弘道门为明洪武十年（1377年）所建。大成殿为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所建。诗礼堂为元代始建，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扩建。 元朝时，在就都，出现了皇帝祭祀孔子的专用孔庙，北京国学孔庙就是三朝皇帝的镇江祀场所。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北京孔庙可算是规模是最高的孔子庙。北京孔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后经明清及民国初年修建、重建，到1916年达到现今占地2. 我国始建于元明时期的代表性孔庙还E “上海文庙，始建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后经四次迁址；现镶嵌于杏廊内壁的修葺文庙记事碑，记录了上海文庙元明清三朝的历史。甘肃秦安文庙，始建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现存大成殿，建筑发球元明建筑格局，面阔五楹，内双槽六架椽屋顶，坡度平缓，有较深的出檐和收山，正脊、四垂脊和戗脊皆由脊筒子砌成，殿内梁架为彻上露明造，斗拱造型粗犷，为层叠。甘肃天水文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据《天水县志》记载，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已有比较完整的孔庙格局。现存大成殿面阔五间，为重檐歇山式，檐下斗拱较大，均采用45°斜昂，并有正出平昂，结构为五踩双平昂。柱子的排列沿袭有早期建筑的减柱法，具有明代风格。云南建水文庙是我国西南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文庙。它始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经明清两代扩建，占地114亩，主要建筑有对称的八坊、二庑、二堂、三阁，大成殿面阔五间。据《建水州志》记载，始建时，仅大成殿一座，经明清扩建，清康熙五十三年时，其“规制焕然一新”。河南内乡文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为河南现存为数不多的代表性文庙之一。陕西韩城文庙也是始建于元代，据《大明统一志》记载，明洪武四年又重建，现存建筑主要为明代建筑。韩城文庙正南为一琉璃五龙壁，颇为独特，现存大成殿面阔三间。始建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的广东海丰学宫，现存建筑有棂星门、泮池、大成殿、东西庑等，大成殿面阔五间。陕西汉中府文庙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大成殿面阔五间。《汉中府志》记载，大成殿有雕龙石柱，柱基为四角伏狮，狮背驮花瓶，瓶上立柱。陕西洛南文庙为明洪武三年（1370年）始建，大成殿面阔五间。其棂星门为木牌楼，四柱三楼，正楼脊首伏有云罐，左右二楼次于正楼，三个楼呈品字形，两旁有砖墙，黄绿琉璃瓦盖顶，檐下层层斗拱。陕西甸阳文庙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现存建筑二十八间，大成殿面阔三楹，其戟门被称为“憩息室”。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的甘肃武威文庙，是我国西部地区保存完整的大型文庙。其“状伟洞耀，为陇右学宫之冠”。该庙其大成殿面阔三间，泮池为半圆形，池上右拱状元桥跨越泮地，棂星门为牌楼，斗拱叠射。山东乐陵文庙则又是曲阜、尼山孔庙之外山东又一现存的孔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贵州安顺文庙始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据《安顺府志》记载，现在规模为清道光十七年（1873年）的状况，大成殿面阔五间，有镂空龙抱柱两根。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1468年）的广东饶平学宫、始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的广东五华长学宫、始建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广东阳江学宫、始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广西恭城文庙、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河南襄城文庙等均是我国现存始建于明代，至今还保持着明代部分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湖南岳麓书院，原无文庙，仅以礼殿祭孔，后因孔庙的普遍建立，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承以崇台，盘以纹石”兴建了文庙。 明末全国性的农民起义运动，在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同时，由于不断战火，各地文庙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受了损失。在一些地方县志的记述中，文庙均毁于明末。明正德年间，因刘六、刘七家民起议移军阙里，明武宗不得不“移卫城庙”，从而形成了曲阜县城的新格局。在南方，不少孔庙也因战火遭到破坏。明太祖时重建的浙江衢州孔子家庙（崇文坊家庙）就是一例。“明末，城南家塾毁于兵燹”。从四川地区、湖南地区清代版本的一些县志的记载中，均可以找到说明此现象的记述。如四川德阳文庙，县志记载，始建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当时在城东，后国年久失修塌毁。明洪武元年，重建于城南东隅。明成化、弘治、万历多次维修，明末毁于兵燹。四川绵州文庙，县志记载：“始建自唐贞观三年，明末毁于兵燹”。四川射洪文庙始建于北宋，后经元明多次修葺，已经达到“以授生徒”的规模，但明末战乱，文庙毁于兵燹。四川犍为文庙（《犍为县志》）、四川罗江文庙（《罗江县志》）、湖南安乡文庙（《石门县志》）等地方志，均记载了这些孔庙在明以前的兴盛情况且均又毁于明末的兵燹。《版权属于中国国学网，若要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