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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契的特点与其所发生的领域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以批契形式进行财产转移主要发生以下三个领域。 （一）从批契1、批契2可以看出，这两张批契带有明显的遗嘱文书性质。它们是谢翊先临终之时，对于其后事（主要是财产）的安排。它是以谢翊先个人意志表现出来的单方面法律行为，批契采用的是单契的形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批契与徽州文书中大量存在的分家书是不一样的。分家书（又称分书、标书、标单、分家合同等）是必须经由族众、长辈合议，按照习俗、惯例进行分割，它是由多人共同画押，常常采取合同契方式。而批契则是以个人意志表现出来的，将财产批给指定的继承人而书立的文契，以保护指定继承人的权益，避免日后“争讼”。因此批契1、批契2具有遗嘱文书的性质。 （二）批契是一种预先处置家产的文书，带有“生前继承”的性质，批契3、4、5、7就是这种性质的文书。这几张契约都是立批契人在世时，预先将其财产的一部或全部批给其儿子、女儿、女婿或者侄儿，使其子侄在批契人在世时就拥有一部分家产。在传统礼制下，一般家庭“父母存，……，不有私财”〔17〕，理论上不存在着生前继承问题。秦汉时期，生前继承曾一度合法化〔18〕，唐律则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又规定：“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子孙不作。”〔19〕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生前继承”行为。元朝时规定：“如祖父母、父母在，许令支析者听，违者治罪。”〔20〕到了明代，法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同时还规定：“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21〕元明两代，法律并不限制受父母之命而“别籍异财”的行为，所以清人薛允升评论明律时说：“以别籍异财为无足轻重之事矣！古今风气不同如此。”〔22〕正是基于这个背景，当时民间父母尚在，而子孙自己拥有财产的现象也是很多的。当然，这种以批受形式获得的财产，受批的子侄在处置该财产时，还应得到立批契人或相关之人的同意或认可。例如，成化十一年，休宁县胡瑾在出卖其父亲批与的“无粮荒塘”的卖契中，胡瑾的父亲胡家祥作为“主盟”在契约中签字画押〔23〕。还有“建文三年休宁胡社卖田赤契”，由于胡社出卖的土地来源于“妻伯朱铁干批拨”，所以契中写明了“同妻母李氏商议”〔24〕。可见，处置“批受”而来的财产，常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就批契6而言，这是一种家族内部的捐赠行为。批契6是程宗尧想到其侄儿和侄孙家境贫寒、读书无资，因此将其田产的一部分批给其侄儿与侄孙，“以为灯油纸笔、考费之资”，这是一种“义举”。这种“济弱抚贫”的行为，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徽州地区是屡见不鲜的。而批受成为实现赠与行为的财产转移的方式之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批契作为实现财产转移的法律文书，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财产转移的无偿性，因此，“批受”多发生于家族内部，亲戚之间，它既不同于土地买卖，也与家产分析有着许多不同。从现存的大量徽州文书中可以看出：有明一代，至少在徽州地区，“批契”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文书，在财产（主要是不动产）转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6〕此类文书见于《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的有：“宣德元年祁门县谢桢详等卖山赤契”、“正统四年休宁县汪存义卖田赤契”、“正统十一年休宁县吴云卖田赤契”。见之于《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有：“建文三年休宁胡社卖田赤契”、“永乐十三年祁门李永成等卖山赤契”、“成化十一年休宁胡瑾卖塘赤契”、“正德七年黄镒卖田赤契”、“嘉靖四十二年王兴旺等卖山白契”、“万历十年郑天章卖田白契”。 〔2〕周绍泉：《徽州文书的分类》，《徽州社会科学》1992 年第2期。 〔3〕《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试举几例：“罗柄户计税钱伍拾余贯，正室无嗣，有婢来安生子一人。尝以批贴付之，谓吾年六十，不为继室所容，逼逐在外，女使来安有子护郎，寄在田舍，将及一岁，今以平心庵处之，拨龙岩田三千把，以充口食。”见卷之四“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石居易念其侄女失怙，且贫无奁具，批付孟城田地。”见卷之六“诉奁田”。“柳璟兄弟四人，久矣分析，……。璟死之日，家业独厚，生子独幼，遂以四侄贫乏，各助十千，书之于纸，岁以为常。今才五七年，而璟之妻子乃渝元约，诸侄陈论，意欲取索，就其族长索到批贴，系璟亲书，律以干照，接续支付，似可无辞。”见卷之八“诸侄论索遗嘱钱”。以上选自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名公书判清明集》。 〔4〕《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第42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版）。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原契无标题，标题为编者所加。二是原契中简写、俗写之字，今以规范汉字列出，契中错字、别字在其后以“［］”列出正字，契中缺字以“（）”补上，原契中模糊不清，无法识读之字以“□”标出。下引文同，不再一一说明。 〔5〕洪武只有三十一年，朱棣“靖难”之后，不承认建文年号，故将建文一、二、三、四年改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年。批契1、批契2原写“建文元年”，后将“建文元”三字涂掉，在旁边书“洪武三十二”五字。见周绍泉《明清徽州契约与合同异同探究》，《中国史学》第三卷（1993年10月25日发行）。 〔6〕《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第43页。 〔7〕栾成显：《明初地主积累兼并土地途径初探》， 《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第230页。 〔9〕《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2卷第123页。 〔10〕《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2卷第240页。 〔11〕《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4卷第297页。 〔1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4卷第480页。 〔13〕永乐四年，谢翊先的妻子胡氏圆娘将其“承故夫批受”的山地以卖契的方式“卖”给其子谢淮安，以确保其财产不致落入外人之手。见《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1卷第62 页“永乐四年祁门胡氏员孺人卖山地白契”。 〔14〕薛允升：《读例存疑》“户律”之“立嫡子违法”条。 〔15〕《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2卷第385页有“嘉靖四十五年汪于祚户分业合同”。从中可以知道，汪家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因户役重叠、家事纷纭、难累一人支持。同弟侄商议将家分析各便”。 〔17〕《礼记》曲礼上。 〔18〕中国传统礼制要求“父母在，不有私财”，不准生前继承；秦国颁《分异令》，全盘否定“父母在，不有私财”礼制；汉“异子之科”接秦之绪，法律上仍然承认生前继承。见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23页。 〔19〕《唐律疏议》卷第一二《户婚》。 〔20〕《通制条格》卷三《户令》。 〔21〕〔22〕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一二。 〔23〕〔24〕《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407、2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