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圩田的修筑和防护对水利要求特别高，稍有缺失，就会产生内涝风险。明清时期皖江流域的许多圩田建立在水流要害之处，大面积的废湖为田，或者随意地改变河道的自然流向，河道断面和下游水域必然会缩小，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水位，许多田面反在水面之下。河流的水道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势必会大大减少洪水的屯蓄场所，外河水流不畅，增加了圩内排水和引水的难度，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洪水灾害的威胁加大，如遇大雨洪水会为害上游，如果连降暴雨，上、下游均遭受洪水的肆疟。如青阳县沿着七星河、青通河修建的许多圩田，使原来较为宽阔的河道变得窄小起来，如果日降雨量超过100mm，小涝就会产生；倘若连续降雨达到150mm，势必酿成大涝局面。[18]明代永乐（1403—1424年）、景泰年间（1450—1457年）和州开始围垦麻湖、沣湖，“然地势平衍，水难骤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没之患”。[19]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没能考虑当地平衍地势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围湖为田，当地的生态环境开始失调，水利的蓄泄作用失效，留下的遗患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覆之则不可稼，而虚赋逋丁日耗，累民日贫”。[20]清代庐江县在诸湖之滨也进行了土地开发；明嘉靖三十一年（1532年）发生大旱灾情，当地居民钱龙等以巢湖水滩涸出为由，申请对新丰、新兴二圩进行开垦，但是由于此地乃是蓄水区域，“嗣后湖水仍旧，滩圩淹没，赔纳粮草，民甚病焉”。[21]据雍正《庐江县志》记载，清代以来，“诸湖之滨陆续升垦，计七百七十九顷有奇，俱在水中，荒多熟少，概不补入”，康熙年间（1662—1722）年，因接连出现旱灾，天长县湖民急功近利，草草地把滨湖洼地改为农田，最终后果是“雨水少勤，而湖水微涨，依旧没焉”。[22]宿松县南的排山、巢林、长安等地，原来是“滨河泥滩地亩，明时河道深广，泥滩多没于水中”。清代雍正乾隆以后，由于河道渐渐淤涨，滩壅增高。附近居民便逐渐沿河开垦，筑围造田。“当各围初建之时，正值乾嘉间，江潮低落，湖水不波，所垦之田，丰收有庆。自道光后连年大水，溃决之患，几于无岁无之，是昔之易荒原为腴壤者，今又变腴壤为荒原。邑境患水之庄二十有七而九城围田则受灾称首。”[23]皖江流域的滨江州县很多，如宿松、望江、东流、贵池、怀宁、桐城、青阳、铜陵、当涂、繁昌、和州、无为等，这些地方芦洲栉比。[24]江洲被开垦成洲田，可增加土地数量，但江洲又会被江水侵吞，会导致垦田减少。江洲随江潮起伏不定，如当涂“洲地时有坍涨”“旧志所列各洲，迄今已多变迁”[23]。白洋河、秋浦河、青通河、黄湓河等河流，由于受到圩田围垦的影响，许多河流的下游入江口被人为地取直改道。这些破坏水产资源生态平衡系统的围垦活动，导致鱼类产卵、繁殖场所消失，候鸟栖息地大面积减少，不仅萎缩了当地的渔业经济，也加剧了圩区的洪涝灾害。由于围垦带来的不良后果，铜陵县于水道淤积之处开垦耕种的行为受到皇帝禁止。“上谕谆谆，诸凡水道，勿许开垦，以致阻碍。重民命也，即垦地升粮之处，犹加禁止；况攫无赋之利，而殆患于民生，并有防于国计划，尚可任其贪踞而不杜厥后患乎？”[25] 皖江流域人们从东汉末年以后就开始了近1 000a的筑堤圈圩，皖江河道也经历了从天然的束水归槽到人工筑堤束水归槽演变的过程，水流逐渐集中，水位不断抬高，相应流速加大，受天然矶头节点的制约，江道发生左右摆动，有的摆幅高达1～3km，江岸崩坍的现象日趋恶化。明清时期，今无为一带为了防止江道左岸的严重崩坍，先后屡次筑坝，但都功亏一篑，先后崩坍于江中，江道向北移动明显。皖江北岸历史上的老集镇如程营、汇口、复兴、雷港、安定街、刘家渡等均已崩入江中。[26]据宿松县史志记载，今位于江北的小孤山曾立于江中，小孤山北岸曾崩岸三里（1.5km）余。江洲坍塌不定，加剧了江道的左右往复摇摆，许多沙洲“长于彼则消于此，长于此则消于彼，常势然也”。[27]清代以来，与江岸淤连或经过人工堵塞后的较大沙洲，其原来的沙洲外缘都会出现崩岸现象。当枭矶在江中时，东西梁山上游水流分散，当北岸河漫滩淤长，枭矶位于江岸上时，水流又逼近芜湖市江边。东西梁山以下主流右汊转向左汊，崩岸也从当涂县江边转到和县沿江一带。[28] 水土流失的发生发展规律与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皖江流域自然条件决定了正常水土流失的存在，随着人类的活动，水土流失不断发展。唐宋时代，人口稀少，皖江流域很大部分地区为森林所覆盖，水土流失对社会经济并无多大影响，一直到元代，皖江流域大部分地区还是森林遍布，野兽众多，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水土流失的问题微乎其微。但自明清开始，情况发生较大变化，一为战争摧毁，战祸所至，无树不伐，森林严重破坏。二是人口急剧增长，到道光27年（1847年），安徽的人口已达3 700万，仅仅200a间就增长了10倍，[28]迫于生计，不得不增加耕地，从平原发展到山区，从浅山到深山，从缓坡到短坡不断扩展，开荒种粮日益扩大。加之，当时有些地方官吏害怕灾民闹事，鼓励农民进入深山毁林垦殖，上山垦荒者逐渐增加，使大批原始森林被毁。许多坡耕地，由于没有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在一定坡度内土壤侵蚀的程度会随坡度增加而增加，在植被遭到破坏以后，会大大降低涵养水源、滞留地表径流的功能。首先，新开垦土地因为侵蚀，地表径流发生变化，土壤蓄水能力减少，河流洪峰来得快，来得猛，易酿成洪灾。出现“垦砂砾以为田，凿石隙以耕地，小潦即泄，小旱即枯”、“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29]的局面；其次，毁林开垦，土壤耕层越来越薄，自然肥力减退，生产能力降低，因砂化、石砾化难以利用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使土地资源逐渐减少，每逢汛期，暴雨突降，被侵蚀的土壤随滔滔洪水一泻而下，有的农田被冲毁，有的农田被洪水携带的砂砾所填淤。水土流失产生的泥沙，大部分以推移质和悬移质的形式输移，沉积于山麓、农田、河湖之中，使河道逐年淤积，抬高了河床和洪水位，破坏了水利设施，影响了水利工程效能的发挥，缩短了航运里程，流失区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加重了自然灾害，给社会经济带来诸多危害，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与影响无法估量。水土流失实属是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基础性破坏，破坏后要想回复正常非常困难，有的就根本无法恢复。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如发源于潜、霍诸山的舒城县前河，起初是“自源迄委，曲折经行县境二百余里。而后河界连六合，源于平冈，无沙石之淤，河身低于前河，水势不及前河之半。故前河山水暴发，必北注后河，以杀其势”。清中叶以来，由于该县出现“人齿日繁，山民不足于食，垦荒渐多，树叶草根无以含水，浮沙细石，随雨暴注，日积月累，河道遂塞” 的局面，前河河道随之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初前河之注后河也，由县前。河渐移而东，由鲍舒桥。河又移而东，由千人桥。河今且东移，而由钱家河、航埠河。水势回远，滨河圩堤时有决溢。又两河入湖之口扼于三河诸圩，尾闾不畅，沿河之地常苦潦。故县河塞而方家冈泛，方家冈之堤成，而任家湾决，下愈壅，上愈溃，必至之势也。”[30]在安庆地区，潜、皖二条河流接连遭受水患危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太湖县城因大水决堤，数百尺城池溃破，县令张宝镕认为这次水灾是邑内西北山乡的滥垦行为造成，因“沙土松浮，夏雨湍涨，水挟沙趋，河身淤垫日高，遇水潦即浸溢”。[31]潜山县则因“潜皖二水环绕乎其旁”，“然地势西北多山，东南滨河。山多则缺粮，滨河则苦潦。缺粮则山尽垦辟，水无停蓄，盛涨挟泥沙俱下，而河患愈烈”，“每逢夏潦泛滥冲决，滨河之民荡析离居”。[32]皖江流域中东部山地的许多支流，也经常因为山民盲目开山垦殖，致使河道淤塞、水灾不断发生。清代学者汪喜荀认为家乡近年来水灾频繁，堤防经常毁坏，“系棚民开山积土壅塞所至”[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