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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河西简牍资料中多见有关“茭”的文书遗存。“茭”，当指饲草。敦煌汉简有简文反映了有关“茭”的更具体的信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简文:“……为买茭，茭长二尺，束大一韦。马毋谷气，以故多物故……”。按照汉尺与现今尺度的比率，“二尺”相当于46，2厘米。可见当时河西地区有规模可观的上好草场。“茭”、“束”的计量往往数以万计。居延汉简又有关于“伐苇”和“伐蒲”的简例。“苇”和“蒲”都是水生草本植物。“伐苇”数量一例竟然多至“五千五百廿束”，可以作为反映居延地区植被和总体生态条件的重要信息。 稻米，西汉时曾经是黄河流域主要农产。《汉书·东方朔传》所谓“关中天下陆海之地”，“又有秔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饶”，将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汜胜之书》写道:“三月种杭稻，四月种秫稻。”关中地方还专门设置“稻田使者”官职，也说明当时关中稻米种植之普遍。 华北平原的湖泊在秦汉时期经历了扩张过程。有学者指出，“先秦至西汉时，河北平原的湖沼十分发育，分布很广”，“这些湖沼大多是由浅平洼地灌水而成的。因补给不稳定，所以湖沼水体洪枯变率很大。许多湖沼中滩地、沙洲和水体交杂，湖沼植物茂盛，野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邢铁、王文涛:《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与其他经济区比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上册，第64～66页)。秦汉之际的历史记载中，多见有关“泽”的历史记录。陈涉暴动，起事大泽乡，乡名“大泽”，不会和“泽”没有一点关系。《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刘邦“到丰西泽中”“止饮”随即又“夜径泽中”斩蛇的故事，是“丰西”有“泽”。又《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说彭越“常渔巨野泽中，为群盗”。则是有关“巨野泽”的记载。项羽在垓下决战中走向最终的失败，也曾经有“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的遭遇。 可知当时黄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有“泽”的分布。湖泽的密集，是当时黄淮海平原显著的地貌特征之一。邹逸麟曾据文献资料，得知周秦以来至西汉时代，黄淮海平原上见于记载的湖沼有46处，其中河北平原11处，黄淮平原33处，滨海地区2处。邹逸麟说:“事实上古代黄淮海平原上的湖沼，远不止此”(《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收入《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关中地方而言，据历史资料所知当时自然水面和人工水面其规模之广阔和分布之密集，也与我们现今所看到的当地地理面貌有所不同。著名的昆明池，根据2005年4～9月考古钻探资料，池岸周长17.6公里，池内面积约16.6平方公里，约合汉代360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10期)。 昆明池虽然一般都认为是人工湖，但是号称“周回四十里”的规模，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完工的。《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元狩三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是当“大旱”之时，开工穿昆明池。“大旱”发工的说法，暗示昆明池址原先可能已有积水。据推断，工程的主要内容除开浚外，还包括修筑堰堤。也就是说，昆明湖，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工湖。有关秦汉时期水资源的资料，使我们得到了自然史的新认识。注意相关研究收获，可以得到若干启示。例如，黄河在西汉时期决溢频繁，而东汉河患则明显减轻。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长期安流的局面，对于其原因的探讨，除注意工程技术措施及水土流失状况而外，似乎也应当关注河水流量本身可能发生的变化。 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条件，使得野生动物的分布呈现特殊的历史面貌。犀牛、野象、鹿的分布，灵长目动物如金丝猴的分布等，都占据了今人难以想象的广阔地域。由于山林开发不充分，“虎暴”和“虎灾”曾经严重威胁社会生产生活。《后汉书·宋均传》:“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似乎也可以说明由于当地经济开发落后于中原地区，当时华南虎的数量曾经十分惊人。史书有“光和三年正月，虎见平乐观，又见宪陵上，啮卫士”的记载。平乐观在洛阳城西近郊，是洛阳车马会聚、人声喧腾的重要社交中心之一。宪陵是汉顺帝陵，汉灵帝光和三年(180)正月，距顺帝入葬不过35年，推想仍当维护精心，禁卫严密，可见虎患确实危及京都附近的宫苑重地和皇家陵区；而《论衡·遭虎》所谓“虎时入邑”，《论衡·解除》所谓“虎狼入都”，都非耸人听闻之谈。秦汉时期虎患危害的地域十分广阔，因而时人曾视倭人居地无虎为奇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