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道路交通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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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历来重视道路交通管理。夏禹时代就设有“车正”一职专管车马。周朝的道路分“路、道、涂（途）、畛、径”五级；车制一轨至九轨；行旅按“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由中央”，规范有序。秦统一中国后，修筑驰道，实行车同轨。《除吏律》规定：“御人”（即驾驶员）技术四次不过关，撤销驾驶资格，罚四年徭役并处“一盾”罚金。到了汉代，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更重法制，不仅法律条文明确具体，而且执法极严，即使皇亲国戚、达官权贵，违犯法规也照章惩罚。史载：汉馆陶公主因违反行车规定，所乘车马“尽劾没入官”。丞相孔光的属官犯禁“行驰道中央”，被谏议大夫鲍宣拘留，汉帝听到后说：“人臣当如是矣！” 唐代“贞观之治”，政清民和，社会安定，百业兴旺。全国交通运输坚持法治，秩序井然，道路治安情况极为良好，公使、差役、商旅等“远道数千里反不持寸刃 ”。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 明、清两代交通运输管理都设有专门机构和官职，制定了相应法规和准则。明代设立兵部车驾清吏司，各府州县设驿丞；清代各县道设“道员”主管驿政。《驿站分段运输原则》、《车马协济章程》等规定相继出台。对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大案要案，皇帝都亲自批阅，亲自处理，公正执法，不留情面。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对驸马欧阳伦“强征马车数十辆私运出境”违犯法规一案，亲自批示：“赐伦死，恶奴皆伏诛。”清代雍正皇帝对曹兆页押解缎匹“不遵守例，多取驿马，骚扰驿站 ”一案批奏：革去曹兆页员外郎之职。历代在加强交通道路管理立法，强化执法力度的同时，还重视交通道路管理的文明宣传，教育百姓文明行车，礼让待人。《仪制令》就是我国古代道路文明管理的一个规则。它始创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据《杨文公谈苑》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丞孔承恭上书皇帝，请在两京诸州要道处刻榜公布《仪制令》。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年），宋太宗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的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写上《仪制令》，以此作为交通规则，要求百姓执行。南宋后《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现在陕西略阳灵崖寺保存一块《仪制令》，高６０厘米，宽４０厘米，正中上段写有《仪制令》三个大字，下段则并排四行小字：“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除“贱避贵”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外，其余三条都接近于现代的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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